陶渊明——魏晋风度的最高代表
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赞美陶渊明“真正是魏晋风度的最高优秀代表。”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世号靖节先生，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田园诗人之祖。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的时期，是汉魏以来中华历朝、政治、民族和文化大动荡、大变局时代的继续，社会政治、民族关系和文化思想的矛盾十分尖锐。始于正始（240-249）时代，一批人格独立的知识分子，在魏晋政权攘夺的夹缝中，以任诞为策略，“以清淡为经济”，曲折表达自己的人生立场，开创了一代士人风流自赏的“魏晋风度”。“魏晋风度”绵延至晋宋，陶渊明承传了这批名士的文化遗传密码，集合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两种志趣于一身，儒道互补，在平淡生活中艺术化人生，在田园诗文中提升“自然”至美学至境，在士人文化人格的自由构建中，超越了“魏晋清谈”的矫情内涵，进入到“隐逸文化”的新境界，凝结出“魏晋风度”的最后果实。
作为“魏晋风度”的最高代表，自然主义美学人生的开创者，一直到宋朝，经过苏轼、朱熹的弘扬，才真正确立了在文化、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陶渊明的人生和诗文成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人格范型和精神家园。
1．陶渊明——魏晋风度的最高代表
“魏晋风度”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专有名词，是魏晋之际名士风度的意思。“风度”本来是用在举荐制度中品评人物的词语。魏晋以降，士人对人物的品评由道德风范转向人物外貌，进而扩展到人物的精神气质、人格风貌，“风度”逐渐成为构成或欣赏一个名士的着眼点。魏晋名士大多出身于世家望族，有一种不同于流俗、甚至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言谈举止，是个人文化素质与精神状态在言谈与仪表上的反应。《世说新语》载：“王子猷居山阴，逢雪夜，忽忆剡县戴安道，即时登舟造访，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答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其言词之高妙，精神之超俗，一派名士风范由此可见。魏晋士人，追求的不是皓首穷经，衣锦还乡，而是“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他们放情山水，及时行乐，率真任诞，风流自赏，以游戏人生的态度虚度岁月。随着时间的推移，士人们逐渐形成了率情任性，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雅、“以清淡为经济”的生活形式，行为举止多横斜逸出传统规范之外。这种种行为举止又常常衍为风气，汇而聚之，于是凝结为魏晋风度，亦称魏晋风流。正始才俊何晏、王弼，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江左领袖王导、谢安，为不同时期风流名士的代表。这个独具特色的知识分子群体，由两汉的千人一面、万众同声而走向张扬自我、个性解放，激起了中国历史上长达一百多年的思想文化变革的浪潮。
魏晋风度的出现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密切关系。从士人的发展历史看，先秦至汉初的士人都还是独立活动的游士，依靠个人的资质修名立身。自汉武帝崇重儒学，儒士开始是以个人身份与政权结合，后逐渐培养起有分量然而仍是散在的政治力量。但到了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汉帝国摇摇欲坠之时，汉末清议名士们，互通声气，在儒家理想主义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一个社会群体。他们以澄清天下为志，面对“邦无道，危行言孙”慷慨激昂地发表言论，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意识最早觉醒的一批人。《后汉书.党锢列传》载：“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悻直之风，于斯行矣。”东汉清议，士人构成了与政权对立的社会势力，作为一个重大的文化政治现象，直接演化产生了魏晋清谈。
由清议转向清谈，这后面有着残酷的现实政治背景。汉末，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非孝”的罪名杀了孔融。孔融是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的过渡人物，孔融一死，清议绝响。到了曹魏代汉，三国统一的局面在望，但司马氏羽翼逐渐丰满，也打着周孔名教的旗号，试图以“禅让”做伏笔来攘夺政权。魏晋士人又被搅动起来，言谈矫世。一批中上层知识分子“非汤武而薄周礼”，思想极为解放，有的还颇为出格，通过冲击正统的儒家礼教，来曲折地表达政治立场。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曾提到“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的正始才俊何晏，从精神到物质，
是标准的“五毒俱全”的清谈名士，被尊为魏晋清谈之祖。由于政治上正言谠论，被司马氏耿耿于怀，成为清谈名士中最先羁祸的第一人。竹林名士嵇康，即或不谈政治，却也“以名重致患”。《晋书.本传》载：“康将行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哀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事，莫不痛之。”王夫之说：“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从此，竹林名士如不党附司马集团，就得以放达、任诞、佯狂来避祸。竹林名士之首阮籍为逃避司马家的约婚，连醉六十天使对方开不了口；竹林七贤之一刘伶一生未尝措意文翰，最终只写了一篇《酒德颂》。同样是谈老庄，气性大变。正始重老，“性烈而才隽”；而竹林渐渐向庄倾侧，张扬庄子的虚无之气。清谈，亦称“玄言”、“玄谈”、“谈玄”。玄远是清谈名士的共同特点，大多谈士都故意大而化之，汗漫不着边际，示人以高深莫测。何晏“约美”见长，王弼近于“巧”，嵇康理玄而“俊”，乐广善于“清言”。于是，知识与权
力的公开对立以淡而化之而告终。
魏晋风度无宁有着儒学文化理想与现实实用政治间抗衡斗争的深层背景，促成的却是游戏人间的虚无主义的玄谈风尚。其原因一方面是魏晋后期司马氏势力已稳，知识与权力胜败之局已定，不愿与司马氏政权合作的名士只得消极对抗。另一方面是儒家的理想主义在汉末清议至魏末清谈的较量中，暴露出虚幻的一面，儒学只剩下维护权力才有效的实用功能。思想文化思潮便向老庄学说寻求出路，期间正值佛学东渐，佛家思想也发挥了吸拒推引的作用。这一切促成了“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的庄老玄言成为中上层知识分子的风尚。清谈配合着一套做人的态度和生活方式，“魏晋风度”成为后世的隐者、清客、斗方名士模效的一种人格模式。
清谈不仅说理，也包含着辞例清新等内容，对语言和文学创作有非常大的影响。随着谈辩的深入，也促进了艺术视野的扩大，大大丰富了诗歌创作手法，使文学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代。清谈活跃人们思维、启迪思想，使人们从玄理高度看待社会问题，促进了人性的解放，使人格精神有了自由发展的空间。然而，“清谈”一直被权力和正统鄙疾为贬辞，有名的是“清谈误国”。王曦之也说“虚谈废务，浮文妨要”。谢安反唇相讥道：“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谈致患耶？”谢安是魏末以来泳涵老庄思想最深湛，且能贯彻于行事的最完善的清谈名士。他四十岁出山，淝水大捷，指挥若定，“大敌垂至，方游谈不暇”，真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真正的清谈名士本质上是更为务实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上信仰最为虔诚的一群，即使为政治所迫放浪形骸，骨子里也“不敢忘忧国”。何满子在《中古文人风采》中激赞谢安系国安危、举重若轻的学养，称美他是“魏晋清谈的天鹅之歌。”魏晋风度流布一百年到了晋宋时期，陶渊明以乌托邦理想“桃花源”，在田园自然中担待士人的终极情怀，被认为是以深刻的形态表现了魏晋风度。陶渊明虽没有被南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所收录，但其人其文所达致的境界，是魏晋风度的极至，故而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赞美陶渊明“真正是魏晋风度的最高优秀代表。”
2、结庐在人境——传统士大夫的人格范型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任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仕官已历三世。到陶渊明年幼时，家道中落。他八岁丧父，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陶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个性、修养，很有外祖父遗风。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但也“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他以祖先显贵为荣，赞扬曾祖道：“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踌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从中可见展翅高飞、振扬祖业的愿望。时代、家庭和个人阅读经历的影响，使陶渊明青少年时期就有“猛志逸四海”的豪情壮志。但远大的抱负背后，是陶渊明才高气雅的情操。
《晋书.陶潜传》中说他“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所以，在他后来的出仕经历中，鹏鸟择木而栖，便时时以归隐相伴。
陶渊明29岁时，初仕江州祭酒，由于“不堪束职”，很快就辞职归乡。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任。第二次出仕，是在36岁时，作荆洲刺史桓玄的僚佐。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各州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既愤懑又失望，“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产生了归隐的念头。这年冬因母孟氏卒，按古代的规矩，便辞官回家了。从37岁到40岁，陶渊明在家乡过了三年隐居生活，心情愉快，写了不少诗。《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时运》等优秀诗篇都写于此时。安帝元兴元年（402），桓玄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建康，次年称帝。元兴三年（404）刘裕起兵克复京师，杀了桓玄，任镇军将军，给国家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第三次出仕，出任刘裕的参军，赴任途中心情矛盾，“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又眷恋着田园生活。第二年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41岁解甲归田。由于生活窘迫，万般无奈，经叔父陶逵介绍，陶渊明又出任彭泽县令，任职仅80余天。时值“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辞彭泽令不久，挥毫呵成《归去来兮辞》，抒发了辞官后的愉快心情：“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过起了“躬耕自资”的清苦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方宅十余亩，草屋***间”，“夫耕于前，妻锄于后”，是他田园生活的写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他隐逸心情的表达。“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是他邻里亲情的流露。“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是他穷捱灾年的记实。在后期，陶渊明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他一一拒绝。晋朝末年曾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卜生善斯牧，安乐不为君。”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但是陶渊明在精神上却恬然自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忙时耕耘，闲时赋诗。陶渊明“结庐在人境”，在出世的高蹈中葆有温切的入世情怀，把亘古以来的田园理想搭建在日常生活中，热爱生命，珍爱自然，实在是难能可贵。自庄子作“逍遥游”之想，古今多少浪漫之士，欲摆脱人间种种功利樊笼，而真能摆脱樊笼达到逍遥游的自然状态者，又能有几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用自己的人生行状、全部生命，不仅是返回田园自然，更是返回沉淀着儒家普世情怀的文化精神自然。秉承了魏晋名士风度的陶渊明，通过结庐而在人境，超越了魏晋的虚伪矫情，将高雅与凡俗有机集于一身，真正是一个清高洒脱、怡然自得、安贫乐道的隐士“五柳先生”，为传统士大夫建构了新的人格范型。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到家访问，陶渊明又病又饿多日。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陶渊明麾而去之。
陶渊明死于元嘉二十六年（427），时年63岁。死前曾留下《自祭文》，要求死后轻哀薄，“不封不树”。但一千多年来，在他隐居的庐山修建的渊明墓和陶祠，虽屡毁屡兴，但每一朝代都不曾废弃，一直留存到今天。
3、菊花与酒——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家园
如果只有陶渊明的仕隐人生，而无陶诗，不是完整的陶渊明。渊明的人品，不以诗文重，实以诗文显。陶渊明流传至今的作品有诗125首，另有文赋等12篇，以诗的成就最突出。陶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以田园诗的成就最突出，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重大创举。他的田园诗恬静、真诚、简约，通过田园景物和田园生活，表现悠然自得的心境。陶渊明无论春游、登高、酌酒、耕作，还是读书、谈心，聚会，无不化为美妙的诗歌。写春天的早晨，“山涤余蔼，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与邻里谈天，“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陶渊明以对自然的细腻情感和对人生的敏锐洞察，把田园的一切事物用诗文的形式浓缩成了生活的柔情，婉约、清雅而又隽永，令人回味无穷。
最能代表陶渊明田园诗水平的，是他的《归田园居》和《饮酒》组诗。这些诗清醇淡雅，寓意深刻，有很高的思想艺术性。如《归田园居（其一）》写辞官后如释重负的感受：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抱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间。榆柳荫後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在这里，南野，田园，方宅，草屋，榆柳，桃李，远村，墟烟，狗吠，鸡鸣，户庭，虚室，白描景物，平平常常，只是稍加点染勾画，无一不渗透着诗人所赋予的性灵，与樊笼般的官府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反差，给人轻快自由的感觉。又如《归田园居（其二）》写日常劳作的感受：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诗人在闲暇之余，随意畅想，不知不觉中，桑麻之属日有所长，丰收在望，一种爱惜果实的紧迫感油然而生，日常关怀中流露出对生命的珍惜。再如《归田园居（其三）》写播种的心情：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因为“草盛”，诗人早期晚归，披露湿衣，不仅不以之为苦，反而以之为乐，这种自食其力的精神境界，正体现了诗人自力更生的生活态度。质朴而自然的语言风格，洞开了诗人单纯真率的胸襟。
陶渊明从喧嚣的尘世来到清幽的田园，也经常反思俗世，或历数正统社会的污浊，或抒发田园自然的快乐，借酒和菊花致意达情，欣喜舒畅的情趣溢于言表。如《饮酒》：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其五）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其七）
像历史上许多著名的诗人一样，陶渊明热爱饮酒。酒是他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诗人兴意阑珊，从飞鸟还林，菊花自开的景象，联想到自己的归隐，悟出反朴守真的哲理，不胜欣慰，本想说明白，却又不可言传。诗人的感受、自然的景物、人生的哲理结合在一个完整的意境之中。诗人特别喜爱松、菊、孤云和飞鸟这些景物，一经点化，成为诗人咏怀的意象。飞鸟返回山林喻指诗人自己的出仕与归隐；而菊花则是诗人孤芳自赏、守志不阿的隐逸品格的象征。陶渊明对菊花情有独钟，用菊花的清雅倔强来操守自己的君子之节。后人也因这种不羡慕荣利，志存逸士之节的品格，尊称他为“靖节先生”。
像这样的咏怀诗，除了《杂诗》、《咏贫士》、《读山海经》等表达对社会的认识和对人生的体会、对尘俗和权贵的厌恶蔑视外，还有像《咏荆柯》这样一些借咏史而咏怀，借对古代人物的歌颂或同情，抒发满腔悲愤，寄托坚强不屈意志的作品。如《咏荆柯》：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鲁迅把这类诗称作“金刚怒目”式，说：“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
的确，陶渊明出世不离入世，精神深处沉淀着中国古代士人的文化传统。陶渊明所忧所虑的，不仅仅是晋室的存亡，而且是对于整个以儒家哲学为基础人文关怀。《桃花源诗并记》是陶渊明晚年的作品，是他走向更高思想境界的新发展。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陶渊明的诗就是陶渊明其人的家。诗人从仕途到田园，再从田园到桃源，在这条回家的路上，以田园、菊花、酒和桃花源的方式实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抵达了真正的自然境界。随后而来的中国古代士人也在仕途上失意了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纷纷走来这条路上，借菊花与酒安慰自己、保护自己的心灵，白居易如此，苏轼、陆游、辛弃疾等等莫不如此。
来源：庐山山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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