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佛教文化及其传承之认识
庐山佛教文化及其传承之认识 ☆ 李代池庐山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虽然它没有像普陀山、九华山那样成为中国的佛教名山，但在历史上，庐山一直是中国南方的佛教中心。这里有闻名遐迩的三大名寺（东林寺、西林寺、大林寺），有著名的五大丛林（归宗寺、秀峰寺、栖贤寺、万杉寺、海会寺）。史上曾有“僧屋五百住庐峰”“庐阜招提三百所”的诗咏，至今有记载的寺院则有二百处之多，还涌现出慧远、慧永、昙诜、耶舍、道信、弘忍、道一、智常、真净、佛印、惠南、大超、达观、果清、憨山、顿修、普超、青松等一大批佛教思想家或高僧大德。庐山作为人文圣山，单就佛教方面的影响力而言，并不亚于普陀、九华、峨嵋、五台诸山。庐山诸寺中，影响最著的当属净土祖庭东林寺。该寺为名僧慧远所创。慧远，俗姓贾，山西雁门人，生于“世为冠族”的仕宦，年少“博览方经，尤善庄老”，后与弟慧持皈依名僧道安学佛。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住持东林寺。他以东林寺为基地，在此聚徒创寺，修禅弘法，撰文立说，终其一生。慧远居庐山三十余年，他倾心于般若学，大力开讲《般若经》，他以中国道家“本无”思想与“性理”去阐释佛理，创立了富有特色的中国化佛教思想。东晋时，权臣桓玄抑佛，中国佛教在流传一百多年之后命悬一线，慧远作《沙门不敬王者论》、《沙门袒服论》、《与桓太尉劝罢道书》等文，与桓玄周旋，拯救了佛教，使佛教得以在中国流播。他也因之成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慧远佛教思想的核心是法性论、神不灭论、三报论。他完善了佛教的轮回报应说，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佛教信徒的范围，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尤其是下层民众所普遍崇奉的一种价值信仰。晋元兴元年（402）慧远邀集隐居庐山的著名隐士刘遗民、周续之、毕颖之、宗炳、雷次宗等十八高贤结白莲社，讨论如何往生西方净土问题，并建斋立誓，著《发愿文》，表达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决心。慧远开创的净土法门异常简便，认为只要静坐入定，专心观想佛的种种美好相貌及所居佛土的美妙庄严，即所谓“观想念佛”，就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解除临终痛苦。这种成佛方法简便易行，多被一般群众接受，从而大大推进了净土信仰在南方的传播。东林寺的创建与白莲社的建立，为后来的佛教净土宗开宗立派打好了基础，慧远因此被追认为净土初祖。净土宗的创立与传播，是佛教中国化与社会化的重要标志，这一方面表明，慧远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从另一方面可以说，庐山东林寺堪称中国南方佛教第一寺。寻缘
位居第二的是归宗寺。归宗寺为庐山“五大丛林”之首，是庐山历史上建寺最早、规模最大的佛教丛林。该寺始创于东晋咸康元年（340），比东林寺早46年，开山祖师为天竺（印度）僧人达摩多罗。相传江州刺史王羲之舍宅为寺。第二代祖师为梵僧耶舍。梵僧之后，归宗寺历代名僧辈出，自唐至清有智常、道铨、义柔、慧诚、正贤、慧南、佛印、真净、应庵、达观、果清、蠡云、迦陵国师、修梅等高僧，并涌现出众多的传灯公案故事，载于《五灯会元》、《传灯录》、《宗门武库》、《佛法金汤》等著名佛典中。归宗寺在北宋时期达到鼎盛，有僧徒五六百，山场田地上千亩。元丰年间，名僧佛印住持归宗，时理学家周敦颐请佛印作青松社社主，并把寺东的一条山溪命名为鸾溪，以追媲东林寺白莲社和虎溪。一时江汉名儒，多来归宗寺，交友论道，引禅释儒，阐发性理之学。大文士苏东坡贬黄州，亦来匡庐山中游历，于此结识佛印，后与佛印有诗词往来。本地名士刘壮舆、刘恪等亦参与其中。熙宁间，真净住锡归宗，与黄庭坚等交流，也成就了一道道释儒交融的佳话。后世学者多认为，性理之学始于庐山东林、归宗二林，成就于白鹿洞，从这个意义上说，庐山堪称中国理学思想的滥觞之地。
作为庐山三大名寺之一的大林寺，亦是声名卓著。大林寺为慧远高足昙诜所创，唐代曾盛名一时。唐武德年间（618－626），禅宗四祖在此住锡十年，并收养了年少时的五祖。五祖是在此向四祖受法的，这在中国禅宗史上也是一段佳话。唐元和十二年（817）四月，诗人白居易邀名士元集虚、张允中、宋郁等游宿大林寺，留下了“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名句。大林寺历代多有废兴，明万历时再度中兴，但影响不及唐朝。民国初年，随着牯岭的开发，该寺再度恢复。1922年10月，驻汉口的世界佛教协会把大林寺列为讲席丛林，并照函清丈局批准在此建立了仿西式建筑的大讲经堂，随后钟奇益增建大林莲社。1923年，民国四大高僧之一的太虚大师，在此主持召开了有中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芬兰等国佛教代表与学者参加的世界佛教联合会演讲会，揭开了中国近代佛教史上重要的一页。1924年，中国、日本等各国佛教人士又云集庐山大林寺讲学，气氛热烈，盛况空前。大林寺一时间成了夏都庐山的佛教文化交流中心，闻名于海内外。建国后，大林寺仍保持完好，五十年代高僧虚云自北京来庐山住锡大林寺。1961年庐山因拦坝建如琴湖，该寺淹没湖中，不复存在。今天，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纯一大法师，发愿恢复大林寺，并期重建莲社，以恢复昔日讲习丛林的辉煌。我们祝愿他心想事成。庐山五大丛林之一的万杉寺，始建于南朝梁代，原名庆云庵和庆云院，北宋天圣二年（1024），仁宗皇帝赐名为“万杉寺”，又御书“金佛宝殿”匾额和“国泰清净”手迹。历史上，万杉寺有过四次中兴，涌现出大超、德昭、紫柏、剖玉等一批高僧。明洪武二十六年，该寺列为讲席丛林，因此闻名遐迩。1995年，能行法师来此恢复寺院，万杉寺被列为江西省重点开放寺院。寺院在能行法师及僧众的努力下，经过二十年的建设，现已成为庐山五大丛林中规模最大的寺院，并超越了历史规模。在庐山地区、赣北地区发挥着影响力，并在全国的女众寺院中享有盛誉。栖贤、秀峰、海会为庐山五大丛林之一，亦享有盛名。栖贤寺初名宝庵寺，始建于南朝。唐时，江州刺史李渤隐居于此。李渤离去时请名僧智常住锡于此，智常为纪念李渤而更名为栖贤寺。该寺名僧尚有怀祐、行因、道钦、顿修等十多人相继住锡。栖贤为匡庐佳境，历代名士多留诗留迹，寺藏《五百罗汉图》为庐山最珍贵文物。明末清初，理学家宋之盛与住持僧顿修交游，与其论儒释之理，论心迹不得判为二和论水性润下之义等。留下了一段释儒相争的故事。秀峰寺原名开先寺，为南唐中主李璟所创。历史上，在五大丛林中，秀峰寺仅次于归宗寺。住锡高僧有绍宗、佛印、行瑛、超渊等人。秀峰亦为匡庐佳境，历代名人多留诗留迹。秀峰寺石刻今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有颜真卿、米芾、黄庭坚、王阳明、康熙帝等人的书法碑刻遗迹。海会寺创寺较晚，始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为释西来肇创，有名僧旦云、至善、普超等住锡。普超乃都昌人氏，曾参加戊戌变法，维新失败后削发为僧，以体血书《华严经》，名贯佛门。海会寺声名鹊起于近代。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曾“住锡”于此，这位三民主义的“大法师”，曾在此作过《大学之道》、《军人精神教育释要》等多次演讲。除上述名寺外，庐山尚有西林寺、圆通寺、千佛寺、法云寺、凌霄院等有影响的名寺。西林寺为庐山“三大名寺”之一，始创东晋年间，为竺昙首创，继任高僧有慧永、慧思、慧达等。宋景德年间，朝廷敕修西林寺，黄龙名僧常贤执掌法席，此后，西林寺代有高僧。苏轼曾游西林寺，留下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名句。1989年始觉海法师从美国、台湾筹巨资恢复该寺，现已建成海内外知名的女众寺院。圆通寺为南唐后主李煜所创，其地乃庐山西南佳境，该寺在宋代甚为辉煌，曾一度为庐山“四大丛林”之一。三苏、欧阳修与寺僧交游成为庐山丛林佳话。千佛寺为庐山著名的华严宗道场，地处庐山将军河东的金竹坪，此地景色幽绝，住持僧仁敬为华严宗的二十六代嫡系传人，是明代较有名的佛教学者和佛教活动家。天池寺位于庐山之颠，明洪武永乐间被朝廷封为“天池护国寺”，享受国寺地位。该寺曾“壮丽甲于山川”，盛极一时。法云寺在山南五乳峰下，明朝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大师曾住锡于此，写下了多种著述，在明代佛教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凌霄院在山南凌霄崖下。唐时，洪州宗祖师道一住锡于此，一时远近闻名。庐山诺那塔院是内地唯一的一所藏传佛教寺院，每年接待着来自西藏、台湾及美国等地的密教朝圣者。铁佛寺、黄龙寺、广佛禅院等如今亦成了较有影响的寺院。 上述情况表明，庐山自古至今不但涌现许多有影响的佛教寺庙，且拥有像东林寺、归宗寺这样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卓越影响的著名道场。不但涌现出众多的高僧大德，尤其涌现出了释慧远、马祖道一、憨山德清这样杰出的佛教思想家与活动家。更突出的是，庐山佛教道场历来有文化结社的传统，自东晋至民国，主要的结社活动有八次之多。东林、归宗、秀峰、栖贤、大林、青莲等道场均有过结社活动。庐山结社活动是三教交融的集中表现。庐山佛教文化最具包容性，是佛教融合儒教、道教思想的典范，对中国哲学思想史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而庐山作为儒、释、道文化、基督教文化以及文学艺术为一体的人文圣山，其影响则远非四大佛教名山能与之相比。庐山的佛教文化渊源是如此厚重。今天，庐山佛教方兴未艾，迎来了历史上的又一次中兴。庐山的佛教人士是庐山文化的使者，他们肩负着传承和中兴庐山佛教文化的使命。历史上，在庐山修行的僧人，尤其是那些住持和监院的法师们，他们不光是修行，而且还有做学问搞文化的传统。清初庐山有个叫闻极的和尚，与名儒宋之盛交游。这和尚整天只管参禅打坐，念佛修行，宋之盛对他不客气说，你这样整天无所事事的，还不如回家种田孝养父母好了。受宋之盛的影响，这和尚后来搜集编写了十多万字的《续庐山纪事》，并请宋之盛作序，他算成了个有出息的出家人。今天庐山的住持法师们，像大安这样的大法师不必说，其乃教授学者出身。万杉寺的能行法师、栖贤寺的祥浩法师等皆有志文化与学问。能行法师曾说，寺庙建得再好，在历史长河中也是短暂的，只有文化和精神才能长存。她说她有幸能在庐山这座文化圣山开道场，有幸能结缘于山南文化人，她决定搞点文化事业，于是组织成立了庆云社。庆云社或许不能与历史上的白莲社和青松社相比，然其志可喜，其行可嘉也。笔者认为，在庐山佛教文化中兴的今天，庐山地方文化人士应该更多地去了解、接触和研究庐山佛教。文化人可以宣称不信仰佛教，但不能不了解或研究佛教。在中国，尤其是在庐山地方，文化人如果不了解或研究佛教，也许算不上一个合格的文化人。要传承或弘扬庐山的佛教文化，不但要佛教人士去弘法，还需要地方文化人士去搜集、挖掘、整理传播地方佛教文史知识。庐山文化学者则要在普及佛教文史知识的基础上提高对佛教文化的认识，即要深入挖掘研究庐山的佛教文化，精研佛学，深刻研究慧远、憨山等庐山历史上佛教大师的精神和思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传承和发展庐山的佛教文化。从庐山佛教本身来看，庐山既是净土宗的发源地，又是南禅炽盛的一方热土。一般说来，庐山的东林寺、西林寺、大林寺、青莲寺等处主要是净土宗的道场，山南五大丛林和其它诸多寺庙则是禅宗的道场。但是，东林寺和西林寺等也一度成为禅宗的道场，而山南丛林也有过参修净土的经历。庐山实际上有过禅净双修的传统。憨山大师住持山南法云寺时，就力主禅净双修，调和禅教与性相的对立。他在此写作了《圆觉经直解》、《大乘起信论直解》、《庄子内篇注》等多种著述，主张释、儒、道三教归一。憨山在法云寺、归宗寺等处的研修活动，开创了庐山山南禅净双修好道风。今天的庐山佛教道场，应该因循这个好的传统，而不应该有门户之见。“禅净双修”是近现代居士佛教发展的一种趋势。提倡“禅净双修”，一方面可以弥补两教派自身的不足，使信众可以获得更多有益的教化。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团结和协作，消除隔阂。比如山南的万杉寺、栖贤寺、归宗寺等处若能扎实地推行“禅净双修”，就能更好地与东林寺进行团结协作，而唯有通过团结协作，通过整合庐山的佛教僧团及其相关文化团体和居士群体，才能增强庐山佛教文化的影响力，使得松散的庐山佛教僧团和相关文化组织变得壮大起来。庐山佛教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突出意义在于创新与革新。中国佛教文化的革新是一项庄严而伟大的使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国内有识之士曾主张佛教要进行三大革命。即教理革命、教制革命和教务革命，三者之中，最主要的是教理革命。净土宗和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主要流派，两者在哲学方法上都属非理性思维，非理性的东西往往会给社会进步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学界多数人认为，中国佛教教理的改革，当以富于理性思维的唯识宗、华严宗经典为核心，在充分吸收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的理性主义思想精华。佛教的革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形态的变革也会影响意识形态的变革。当代中国佛教的革新，必须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适应，深度培育国人的精神信仰，只有这样，佛教才有更光明的未来。庐山作为人文圣山，应该站在佛教革新的前列，历史上的庐山，曾引领过南方佛教走向发展和兴盛。今天，作为庐山一名普通的文化学者，我希望能看到庐山佛教僧团中及文化人中涌现几位践行佛教文化革新的高僧大德和文化学者，如果能这样，那当是庐山佛教文化之大幸，是庐山文化之大幸。历史上，庐山长期是中国南方的佛教文化中心，今天的庐山依然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在当今佛教界，有这么一种声音，有人说，中国的佛教要靠江西，江西的佛教要靠九江。我们不妨进一步说，九江的佛教则要靠庐山。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庐山会再次成为中国南方佛教文化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庐山佛教任重道远，庐山佛教充满荣光。在新的历史时期，庐山佛教应该与时俱进，应该以更开放更包容的姿态拥抱新思维新思想，尤其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以祥和社会、庄严国土为目的，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造就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和谐社会，为建设民主、文明、富强、繁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发挥其积极的影响力。 （作者系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庐山山南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佛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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