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 山 第 一 寺 考
庐 山 第 一 寺 考☆ 李勤合这里讨论的“庐山第一寺”是指庐山地域第一座建设的寺庙。此问题的讨论有何意义？笔者以为，这一问题虽然是要确定何人、何时、何地建何寺，但更重要的意义是发现这些“偶然”因素背后的“必然”意义，即为什么会有这座寺院。因而必须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和地域背景去探讨这一问题。但探讨这些有意义的“必然”，并不是说“偶然”就没有意义。相反，这些“偶然”是探讨“必然”的基础。笔者因为最近关注庐山佛教史，对此问题积累了一些看法，谨将有关意见提供出来，以博一哂。限于篇幅，此处仅讨论“偶然”因素，不讨论“必然”意义。 目前的有关“庐山第一寺”的说法大致有以下几种，如东林寺，说它是第一寺，主要是影响第一。因为从时间上来讲，慧远初建龙泉寺，慧远师兄慧永所建西林寺皆比东林寺早。这是一类，此处可以不辨。另有两类，一是影响较大的东晋王羲之舍宅建归宗寺。归宗寺建寺传说较早，至少宋代就开始了。这一说法比较有影响，但清末开始就有人怀疑，民国胡适曾有较详细的论证，今笔者结合新说，再加辨析。另一类说法见于明清以后的方志中，包括许多寺庙。这类说法影响不大，但这些资料记载有云建于东汉的，如彭泽安禅寺，时间比白马寺还要早，这就仍有必要加以辨析了。以下就依次辨析这两类说法，最后谈谈笔者对庐山凌云寺的看法。 安禅诸寺 东汉末年，西域僧人安世高曾在庐山度化宫亭庙神。这个宫亭庙虽然称庙，但它是民间信仰，并不是佛教寺院。安世高后携带宫亭庙产到达豫章郡，建东寺。《高僧传》云：“倏忽之顷，便达豫章，即以庙物造东寺”(1) ，时当东汉灵帝之时（168—189），所建东寺为江西第一寺(2)。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征之江西地方志，江西佛寺更有早在安世高之前者。如彭泽县安禅寺，据云建于东汉明帝之时（58—75）；临川县白山寺，据云建于东汉章帝时（76—88）；浮梁县双峰寺，据云建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皆早于安世高豫章东寺。此皆见于明嘉靖《九江府志》、光绪《江西通志》等书。其中彭泽安禅寺，属于庐山地域，值得关注。有关这些东汉年间所建寺庙，已引起学界注意。学者们或置于疑信之间，如许怀林《江西史稿》、《江西文化》(3)；或加以审慎的怀疑，如王永平《汉晋间社会阶层升降与历史变迁》(4)；或予以审慎的采信，如钱贵成《江西艺术史》(5)；或倾向于采信，如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6)；或出于确然的肯定，如新编《九江市志》(7)。韩溥《江西佛教史》虽提到这些寺庙，但未予采信(8)，但亦有不少信从者(9)。不过，无论采信者列举如何多的材料，这些资料的范围均在明清编辑的地方志中，而拿不出一条明代之前的证据，这是最大的问题所在。用一千五百年后的文献资料来推翻先前的资料，这需要很大的勇气。所以，笔者认为，在没有其他证据出现的情况下，仅凭明清方志材料推断出某寺建于东汉，是需要谨慎的。此外，见于江西地方志的尚有一些寺庙，皆建于晋前，亦堪注意，这里笔者仅列举几条九江地区的。如武安禅林，相传于东汉年间建于湖口县大垄乡花尖山。见于清同治《湖口县志》。又如庐山区新港镇江矶寺。相传于东晋时建立，或说建于东晋明帝太宁癸未年（323），见于《嘉靖九江府志》、《同治德化志》及政协九江市文史委员会所纂《九江之旅》。我们可以看出，这两座寺庙虽说是建于东汉或东晋，但可用以证明的资料都是明清方志。应该重视方志在佛教研究中的应用，但又必须指出，方志的成熟是在明清，特别是清代，因而其对唐宋前的记载应慎重引用。当然，作为接受史方面的资料使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10)。 归宗寺 庐山“五大丛林”中以归宗寺为第一，传说其建寺于东晋咸康六年（340），这一时间远远早于东西二林。归宗寺建寺传说有两种版本，一是江州刺史王羲之舍宅于西域高僧达摩多罗，以作寺院，即归宗寺；另一种则是王羲之舍宅于西域高僧佛陀耶舍。由此可见，这两种版本差异很小，只在于受宅高僧名字不同，而王羲之舍宅为寺之情节却是一致。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此问题析成三点，一是达摩多罗是否曾居于庐山，二是佛陀耶舍是否曾居于庐山，三是王羲之是否曾舍宅为寺？达摩多罗之说首见于宋陈舜俞《庐山记》。该书卷二载：“自栗里三里至承天归宗禅院，晋咸康六年，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王羲之置以处梵僧那连耶舍尊者，一名达摩多罗(11)。”《高僧传》不载此僧，而《续高僧传》有那连耶舍传，此僧又名那连提黎耶舍，北齐天保七年（556）时来至中土，译经甚多，又见于《历代三宝记》等书。此僧显然不是开创归宗寺之梵僧，则达摩多罗如何？达摩多罗之名甚著，为说一切有部之祖，位列五十三祖之第十七祖，一说位列佛陀跋陀罗所传相承五十四祖之第十二祖。但此僧时代甚早，决不可能到中土，《高僧传》亦不载此僧。若有咸康年间至于庐山之达摩多罗梵僧，《高僧传》断不至于不留痕迹。《出三藏记集》载有《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序》，为慧远所作，其序称：“今之所译，出自达摩多罗与佛大先。其人西域之俊，禅训之宗，搜集经要，劝发大乘。弘教不同，故有详略之异。达摩多罗阖众篇于同道，开一色为恒沙。其为观也，明起不以生灭不以尽，虽往复无际，而未始出于如。故曰：色不离如，如不离色，色则是如，如则是色(12)。”此禅经为佛驮跋陀罗所出，而传自达摩多罗与佛大先，又名《达摩多罗禅经》，实禅法正宗，故慧远反复论之。此外尚有几位达摩多罗，比如《杂阿毘昙心序》和《后出杂心序》中所提到的达摩多罗。据《后出杂心序》之说：“至晋中兴之世，复有尊者达摩多罗，更增三百五十偈，以为十一品，号曰《杂心》(13)。”可能因为《达摩多罗禅经》在庐山译出，并且慧远曾为之作序，让达摩多罗与庐山产生了某种关联，为后世制造达摩多罗到庐山的传说提供了可能。但是可以肯定地指出，在宋代陈舜俞《庐山记》之前，没有任何资料证明达摩多罗曾到过庐山。 再来看佛陀耶舍。此说见于明代桑乔《庐山纪事》，其文云：“初，（王）羲之守九江时，西域僧佛陀耶舍来庐山，羲之雅重其说，因舍宅为寺以居之(14)。”前引《庐山记》曾提到一位“那连耶舍”，《庐山记》卷三收录之《十八高贤传》则有《罽宾佛陀耶舍尊者》，文云：“（佛陀耶舍）晋义熙八年壬子（412）入庐山，为远公预社之客。后辞还本国(15)。”这是佛陀耶舍到庐山的较早记录，并且还有具体的时间。《十八高贤传》在《庐山记》前早已流传，成书时间恐在唐代。不过，传中并未提到他建归宗寺之事。桑乔之说或即糅合陈舜俞《庐山记》的两种说法而成。佛陀耶舍，见于《高僧传》。传中记其为罽宾国人，著名高僧鸠摩罗什曾随他学习。耶舍后至长安，参与译经，后辞还西域，不知所终，并不言其曾至庐山。众书或云佛陀耶舍咸康年间至庐山，或云义熙年间至庐山。咸康之说绝不可能。盖佛陀耶舍在姚秦宏始十二年，即东晋义熙六年（410）译出《四分律》，此后不久即辞还外国，不知所终，而王羲之守九江在咸康（335～342）年间。咸康之说合于王羲之时代，而不合于佛陀耶舍之时代。若必云佛陀耶舍咸康年间即至庐山，则早于鸠摩罗什六十余年，又于二人师生关系大大不合。若云佛陀耶舍义熙年间至庐山，虽在时间上没有问题，但仍有疑团不能合理解释。首先是与王羲之时代不合，其次，慧皎《高僧传》记载当时西域僧人颇多，耶舍亦在其中，而不云至庐山。《慧远传》中并云：“（慧远）孜孜为道，务在弘法，每逢西域一宾，辄恳恻谘访。”其中所言至庐山之西域僧人有僧伽提婆、佛驮跋陀罗等等，慧远并和鸠摩罗什书信不断，则鸠摩罗什之师佛陀耶舍至庐山焉有不及之理？又慧皎晚年避难于庐山，佛陀耶舍若至庐山，其《高僧传》当有所记。此均耶舍不曾至庐山之证。佛陀耶舍至庐山之说既不见于《高僧传》，则当发源于《十八高贤传》等书。但陈舜俞已云该书“文字浅近，以事验诸前史，往往乖谬”，“或旧所脱略，今无有可考，亦未如之何”，则《十八高贤传》之孤证，则不足为据。至于明代《神僧传》、清代《庐山志》中的有关说法就更晚了，自然层层因袭，不足为凭。胡适1928年4月曾游庐山，他对归宗寺、秀峰寺、白鹿洞等都很感兴趣，撰写《庐山游记》，其中对归宗寺做了数千字的考证，洋洋洒洒，其中一个重要的论断就是“佛陀耶舍从不曾到过庐山”。胡适指出佛陀耶舍与庐山产生关系始于八世纪，当时禅宗和尚争法统，于是编造了佛陀耶舍和庐山的故事。胡适进而找出记载佛陀耶舍到庐山的最早记载为《传法记》：“达摩大师谓弟子佛陀耶舍云：‘汝可往震旦国传法眼。’……耶舍奉师付嘱，便附舶来此土。……耶舍向庐山东林寺，其时远大师见耶舍来，遂请问。……后时耶舍无常。达摩大师知弟子无常，遂自泛船渡来此土(16)。”胡适拈出《传法记》为证据，比《十八高贤传》又早出许多，当是找到了佛陀耶舍至庐山的最早根源。其中达摩、耶舍、慧远，人物关系混乱，自是无稽之谈。民国初年增补之《归宗寺志》有云：“考晋史，佛陀耶舍于安帝义熙十年甲寅（414）始至庐山，羲之守九江在成帝咸康初，归宗寺则咸康六年所造也。前后相去六十余年，当知所请为达摩多罗，而耶舍实金轮开山，继主归宗耳(17)。”此处驳斥佛陀耶舍之说，而仍主《庐山记》之达摩多罗说，又以耶舍开山金轮，继主归宗，亦不足为据也。第三，亦是最重要的一点，王羲之是否曾舍宅为寺。此点若能证伪，则对前两说可谓釜底抽薪，盖因无论佛陀耶舍也好，达摩多罗也罢，共同点皆是王羲之赠宅为寺，如能证明其伪，则两说不攻自破。清翁方纲曾考辨说：“《归宗寺志》载右军出守在咸康初，非也。考《晋书》本传：羲之起家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累迁长史。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亮卒于咸康六年，则右军刺江州当在咸康六年以后。咸康只有八年，安得所谓咸康初乎？右军刺江州既在咸康六年后，而归宗寺之建乃云在咸康六年，则解郡后乃卜居，卜居后乃舍宅，其事盖有所不合矣(18)。”这是说，王羲之刺史江州在咸康六年之后，而传云归宗寺建在咸康六年，足证说误。翁方纲之说虽证彼说之非，而其说亦非完全正确，历史事实是，王羲之虽曾刺史江州，但实际并未到任，亦即是说，王羲之或许从未到过庐山。《晋书·王羲之传》：“（庾）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庭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授护军将军，又推迁不拜(19)。”后经殷浩之劝，羲之方就护军之位。由此段语气判断，朝廷似授王羲之诸多官职，而羲之多所不就，其中且包括江州刺史。但从履历上来讲，羲之确有一段江州刺史的经历，鲁一同《王羲之年谱》列他任江州刺史为340年至345年，麦华三《王羲之年谱》列为340年至347年。潘德熙《王羲之年表》同麦谱。李长路、王玉池《王羲之王献之年表》系于340年，只未言何时去州。庾亮咸和九年（334）任江州刺史，咸康六年（340）正月卒。继任者有王允之，《晋书·王允之传》：“咸康中，进号西中郎将，假节。寻迁南中郎将，江州刺史(20)。”后乃自解州，当于咸康八年二月后（一说八月）解任。之后是褚裒于咸康八年十二月任江州刺史，次年十月解任，庾冰继任。庾冰建元二年（344）十一月死，谢尚继任。但谢尚实际并未到任，而是庾翼旋代之，次年七月卒。则王羲之任江州刺史的空档期仅有庾亮之后和王允之之后。王瑞功《王羲之生平事迹考》列为庾亮之后，而定王允之继任江州刺史为咸康七年。王汝涛则考证王羲之任江州刺史的时间应该是王允之后，即咸康八年八月至当年十二月(21)。笔者以为王汝涛先生之考证较为合理。王羲之刺史江州不过四个月，因为新皇帝的岳父褚裒“苦求外出”，不愿在中枢任职，便在这年十二月，被任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王羲之成了调和矛盾的过渡人物。在这短短的五个月中，王羲之是不可能到任江州的。东晋时期，奉佛名士舍宅为寺之事十分常见，如王羲之之侄王珣，何尚之等人皆有此举，王羲之之子王凝之曾为江州刺史，并曾助慧远译经。这些因素大概诱导了王羲之舍宅为寺传说的产生，而实际到过庐山，在九江做过刺史的王凝之则不为普通九江人民所知。庐山山南今日犹存王羲之墨池等遗迹，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九江人民对王羲之有着美好的印象。不过，似乎还有另一种可能性。王羲之任江州刺史时间虽短，但任江州刺史庾亮幕僚时间不短，有无可能舍宅为寺之事发生在此时？此种可能性亦不大。因为庾亮镇守江州时，驻在武昌。江州治所移驻浔阳（九江）是在庾亮之后。所以，担任庾亮幕僚的王羲之亦只能在武昌。《世说新语》载： 庾太尉（亮）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后王逸少下，与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规尔时风范，不得不小颓。”右军答曰：“唯丘壑独存(22)。” 此亦证明王羲之时在武昌，非在庐山。今九江有庾亮路、庾亮楼等遗迹，亦皆后人所为，非真迹也。总之，王羲之任江州刺史时间极短，根本未到任，其舍宅为寺之文献晚出，于当时文献无据，当出附会，并不可靠。所以，达摩多罗、佛陀耶舍等僧至止庐山及建归宗寺等事皆为后人虚造，非历史真实。 凌云寺 王羲之舍宅建归宗寺既不可信，彭泽安禅寺等寺资料晚出于明清之后，然则庐山第一座寺庙究竟是那一座？慧远到达庐山后，先住龙泉，后在师兄慧永帮助下，在西林寺东建立了东林寺。然则西林寺是庐山第一寺吗？可以肯定的是，西林寺早于东林寺和龙泉寺，但据笔者考察，庐山第一寺不是西林寺，而是与西林寺有复杂关系的凌云寺。 安世高是到达庐山的第一僧。其后，庐山又有梵僧修行，目前可考的有竺僧舒与竺昙无兰(23)。与竺僧舒等人同时而稍后，又有僧人竺昙现、惠永师徒居于庐山。一般把这位惠永混同于西林寺慧永。古书上，“慧永”、“惠永”确可相通，但庐山的这两位僧人确实是两位不同的僧人。陈舜俞《庐山记》略引隋欧阳询撰《西林道场碑》记载：“先有昙现比丘，俗姓竺氏，本伪赵良将，以匡阜灵岩，萃止幽栖。及迁神即化，藉岩早间(24)。”昙现俗姓竺氏，而为赵之良将，应是出生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天竺后人。后赵人民，如石虎所说，“生自边壤”，奉佛之人本多。昙现大概如同后来的昙邕一样，在自己的国家衰亡后，正式入了佛门，隐居在庐山。陈舜俞所引为略说，而其原文现存，说得明白：“先有昙比丘，俗姓竺氏，本为赵将。知苦器之难安，悟浮生之易尽。以荣利为桎梏，视名闻为羁绊。屏弃喧说，专修冥寂。虚舟触远，津渡罕概。玄风独肩，息心无侣。匡阜北岭，地接层峰。日月之所萦回，云雾之所蒸液。激白水于紫霄，照离晖于石镜。南瞻五岭，北睇九州。贞遁忘归，幽栖是卜。法师秉心萃止，负锡来仪。树宇山间，游情梵表。及迁即化，藉草崖间(25)。”竺昙现经历过人生繁华，乃遁入佛门，所以“贞遁忘归，幽栖是卜”，实际是行头陀之行，是以“及迁即化，藉草崖间”。这说明竺昙现在庐山的修行并无定居之所，过的正是树下荒冢的生活。竺昙现后得一徒，即慧永，即碑文所说：“有息慈慧永，河内繁氏，高足称首，人师物匠。仪无虚位，理必渊源。服道御身，弘善被物。形性两忘，冤亲等观。故异香入室，猛兽驯阶。绍修主业，安禅结宇(26)。”慧永为竺昙现之徒后，才安禅结宇，建立寺庙，于绍修主业之中又有所变化。《名僧传抄》亦记载：“惠永，河内人也，出家为竺昙现弟子。现笃志直方，少有清节，长慕肥遁，山栖养志，以晋太和中于浔阳庐山北岭下创立寺庙(27)。”也是说惠永“创立”了寺庙。西林寺碑文则云：“晋光禄卿浔阳陶范，慕彼清声，游兹胜地。崇信正道，拥彗式闾。为出俗之藩篱，为入室之榯欐。兴建佛寺，缔构伽蓝。指景瞻星，鸠徒揆日。薙草开林，增卑架巚。夷峻筑台，疏峦抗殿。长廊绕涧，斜砌环池。冬燠夏凉，经行毕备。命曰西林，是岁，太和之一年(28)。”此据《全唐文》，吴宗慈录文同，而欧阳修《集古录跋尾》、陈舜俞《庐山记》、《永乐大典》引《江州志》皆云二年。若果为太和一年，似当云“太和之元年”，故笔者以“二年”为是。太和二年即公元367年，由此我们可以基本确定，东晋太和年间，庐山的确居住着昙现、慧永两位师徒，时间与竺僧舒同时或略晚，而在惠永时创立了寺庙。昙现的这位徒弟慧永（惠永），疑点却颇多。有关慧永，以《高僧传》之说最为流行，其文略云，慧永本与慧远同学于道安，共期结宇罗浮山，远为道安所留，永乃预备先逾五岭。慧永途径庐山，为郡人陶范所留，遂居于此。道安兴宁三年（365）至襄阳，在此稍前，行至新野，道安分张徒众，正在此时，慧永出走，来至庐山。此依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之说，陈统《慧远大师年谱》则定道安太和二年（367）分张徒众，赶赴襄阳(29)。陈统之说恐误，若道安太和二年此年分张徒众，慧永遽至庐山，陶范即为造寺，于理不合。不过，即使是兴宁三年亦让人生疑，因为这个时间距太和二年亦不过三年时间。在此三年时间之内，慧永完成从襄阳至浔阳庐山，拜师竺昙现，安禅结宇，并征服陶范，建造伽蓝，实在勉强了些。或许慧永因为早有嘉遁之志，在道安兴宁三年分张徒众之前就离开了教团，亦未可知。《高僧传》作者慧晈似亦察觉出其中的矛盾，其文乃云：“（慧永）年十二出家，伏事沙门竺昙现为师，后又伏膺道安法师(30)。”此说将慧永师事竺昙现列在道安之前，则竺昙现已非庐山僧。因为很难想象，慧永在庐山出家，又到北方师事道安，后又返回庐山。然则，《高僧传》误矣？慧晈时代早于欧阳询，《高僧传》早于《西林道场碑》，不可贸然生疑。但无论如何，《高僧传》与《西林道场碑》间有比较明显的矛盾。《名僧传》亦记载慧永之事，其中亦有矛盾。《名僧传》卷二十二为《兼学苦节第一》，其中有《晋浔阳庐山西寺惠（慧）永》，卷二十三为《感通苦节第二》，其中有《晋浔阳庐山陵（凌）云寺释惠（慧）永》。陈士强以为二者当为一人，笔者以为证据不足，因为同样情况的卷二十一《神力》中之“晋南海罗浮山单道开”与“晋南海罗浮山沙门”，陈士强则以为：“或为重出，或指同山的另一沙门(31)。”《名僧传抄》保留的资料无“庐山西寺惠永”部分，而仅有“凌云寺释惠永”部分。该文云：“惠永，河内人也，出家为竺昙现弟子。现笃志直方，少有清节，长慕肥遁，山栖养志，以晋太和中于浔阳庐山北岭下创立寺庙。永以北岭下尚多喧动，移于南岭之上。筑葺房宇，构起堂殿，与烟霞交接，名曰凌云精舍(32)。”下记惠永精舍禅室内有虎相伴及乌桥遇醉客之事，皆为《高僧传》所继承。此处先要说明的是西林寺亦称西寺，所以《名僧传》中的“庐山西寺惠永”即“庐山西林寺惠永”，此于文有征。《名僧传》中另有“晋浔阳庐山东寺昙邕”、“晋浔阳庐山东寺昙恒”、“宋浔阳庐山西寺道生”，此三人《名僧传抄》中皆无，但由《高僧传》可知，昙邕是慧远门下高徒，昙恒或即慧远门下道恒，道生则先在东林寺学习，晚年返回庐山。道生晚年所住之寺未明言何寺，只云庐山精舍，今从《名僧传》来看，即西林寺。汤用彤亦以为：“宝唱称道生为庐山西寺释，则生常住之处为西林寺也(33)。”《名僧传抄说处》记载有“庐山西林惠永惠远已后正教陵迟事(34)”，亦是西寺即西林寺的明证。《高僧传》卷八道慧传称其仰慕东林慧远，恨有生之晚，与友人智顺不远千里，来庐山瞻仰慧远遗迹，“憩庐山西寺，涉历三年(35)”住庐山西寺而可以亲近慧远遗迹，正是东西二林简称东西二寺，不分彼此的证明。因此我们可以肯定，《高僧传》是糅合了“庐山西寺惠永”和“凌云寺释惠永”两传，即慧晈认为二传主实即一人，这或许也是陈士强的理由之一。不过，《名僧传》记载“凌云寺惠永”卒于晋太元五年（380），汤用彤《高僧传》校记云：“何无忌在浔阳时，已是义熙中，《传抄》不载何无忌事。而慧远入庐山在太元四年，永为之立寺，则永不应卒于太元五年。《传抄》似误(36)。”汤用彤同陈士强意见显然一致，认为《名僧传》中的“凌云寺释惠永”即西林寺慧永，虽然他没说明理由。但笔者以为，这个矛盾恰可说明《名僧传》中的两惠永未必即是一人。我们已可以认定，《高僧传》中的慧永传是集合了《名僧传》中的两慧永传而成，则《高僧传》之慧永传中多于“凌云寺释惠永”传的材料当即是“庐山西寺惠永”传的材料。这包括慧远与慧永同为道安徒弟，共期罗浮，陶范为其造寺，永请为远造东寺，以及集会虎溪，卒于义熙十年等等。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名僧传》里，两慧永是独立成立的，“庐山西寺惠永”与慧远为同学，皆师事道安，大约在太和二年先至庐山，陶范为其造寺，后与慧远同止，卒于义熙年间，而“凌云寺释惠永”则是随竺昙现在庐山出家，与道安并无联系。昙现太和中先在山北岭建寺（寺名不详），后惠永于南岭建凌云寺，弃绝人事，卒于晋太元五年。还应当说明的是，《名僧传抄》记载了凌云精舍的位置在南岭，这是因为昙现最初草创的寺宇位于北岭，尚多喧动。北岭面对浔阳，地近驿道，自然喧杂许多，而南岭面向鄱阳湖，清静许多。而且新来之慧永为道安高徒，遽至即有陶范为其造寺，可见与行头陀之修的昙现、慧永风格大为不同，这大概亦是喧动之一。所以，新建的凌云寺之位置就与新来的慧永西林寺之位置正好相反。所幸，《名僧传》中另有《宋浔阳庐山陵（凌）云寺惠安》传记被《高僧传》保留下来，从《高僧传》卷七《宋庐山凌云寺释慧安》传记，我们可以发现慧安“蔬食精苦，学通经义，兼能善说，又以专戒见称”，和凌云寺慧永确有几分相似，而其“学徒云聚，千里从风”，则颇有与东林寺慧远相抗衡之意味。凌云精舍所在南岭当指山南位置，庐山山南有凌云峰，两者间或有关系。慧远《游山记》云其“自托此山，二十二（三）载，凡再诣石门，四游南岭(37)”。则南岭离东林寺较远可以肯定，南岭凌云精舍之慧永非西林寺慧永可以断定。总之，竺昙现徒弟惠永于晋太和中在浔阳庐山北岭下创立寺庙，后以北岭下尚多喧动，不宜修行，乃移往南岭，筑葺房宇，构起堂殿，与烟霞交接，建凌云精舍。惠永在北岭所创寺庙未能留下名字，而他在庐山山南所立凌云寺便成为见于文献的庐山第一寺。 注释：(1)《高僧传》，第6页。《出三藏记集》略同。(2)安世高所建东寺，学界亦有不同意见。详见李勤合：《早期庐山佛教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3)许怀林：《江西史稿》，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3年，第100页；许怀林：《江西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65页。(4)王永平：《汉晋间社会阶层升降与历史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76页。(5)钱贵成：《江西艺术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第194页。(6)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5页。但此书仅采用同治《九江府志》的资料，将安禅寺定为东汉末年，置于安世高东寺之后。(7)九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九江市志》第4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3年，第1136页。(8)韩溥：《江西佛教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第1页。(9)张函宇：《有关彭泽安禅寺“江西第一寺”之名的探究》，《民族宗教杂志》2012年第1期。(10)张弓在《汉唐佛寺文化史》中也表明了对方志的意见，虽倾向于采信，但似乎亦有矛盾心理。参见其《汉唐佛寺文化史》（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7页。(11)陈舜俞：《庐山记》，《大正藏》第51册，河北省佛教协会影印，2005年，第1032页。(12)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45页。(13)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85页。(14)桑乔：《庐山纪事》，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23页。(15)陈舜俞：《庐山记》，《大正藏》第51册，河北省佛教协会影印，2005年，第1041页。(16)《传教大师全集》，转引自胡适：《庐山游记》，《胡适文存三集》，亚东图书馆，1930年，第261页。(17)释德清纂，周宗建增补：《庐山归宗寺志》，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1996年，第13页。(18)翁方纲：《墨池记》，《复初斋文集》卷五，《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219页。(19)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94页。(20)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02页。(21)王汝涛：《王羲之及其家族考论》，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87～92页。刘占召：《王羲之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97～101）亦主此说，并有新的论据补充，可参考。(22)王汝涛：《王羲之及其家族考论》，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87～92页。刘占召：《王羲之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97～101）亦主此说，并有新的论据补充，可参考。(23)说详李勤合：《早期庐山佛教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24)陈舜俞：《庐山记》，《大正藏》第51册，河北省佛教协会影印，2005年，第1029页。(25)吴宗慈：《庐山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16页。(26)吴宗慈：《庐山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16页。(27)释宝唱撰，宗性抄：《名僧传抄》，《卍续藏经》第13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第22页。(28)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一四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2页。另见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1658页；吴宗慈：《庐山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16页。(29)陈统：《慧远大师年谱》，《史学年报》，第2卷3期，1936年11月。又收入张曼涛：《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净土宗史论》，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第203～204页。(30)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32页。(31)陈士强：《大藏经总目提要：文史藏（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83页。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第1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仍主此说，见该书第600页。(32)释宝唱撰，宗性抄：《名僧传抄》，《卍续藏经》第13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第22页。(33)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19页。(34)释宝唱撰，释宗性抄：《名僧传抄》，《卍续藏经》第13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第28页(35)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05页。(36)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33～234页。(37)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73页。又见《太平御览》卷四十一。 （作者系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副教授、庐山庆云文化社副社长）。。。。。。 考证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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