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料中挖掘反映抗战的特殊题材
本帖最后由 陈林森 于 2015-5-8 07:36 编辑从史料中挖掘反映抗战的特殊题材
——读邵长缨短篇小说《借路》
陈林森
昨天收到鲁南作家、退休教师邵长缨寄来的4本作品，分别是小说集《悬钟寺》、散文集《永远的伤痛》、文学评论集《埋藏与发掘》、教学论文集《杏坛心雨》。邵老师是我的老朋友，十多年前就准备出这样几本书，直到今天才实现夙愿。
山东临沂知名作家 邵长缨
邵老师是以文学评论起家的，后来“移情于小说”。因为他觉得借别人的作品说话，总不那么痛快淋漓，而小说这种形式，能为作家提供更多自由言说的机会，提供更多展示才华的空间。从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来看，小说确实是最需要才华的一种体裁。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经历，还是他人讲述的故事，都只是最初的凭借和创作的起点，要想创作出活色生香的小说成品，不但有大量的空白需要添加大量的社会图景和生活细节，还要将原始素材进行整体提炼和构思，以服从作者的创作旨趣。小说中人物的每一举手投足，音容笑貌，心理活动，服装道具，全部要借助作者的生活积累和对有关知识的了解，来加以填充和发挥。小说家和电影导演都属于人类最聪明的群体，他们就像传统社会农村的能工巧匠，后者要解决物质社会各种器物的缺陷和生活的不方便，而小说家和电影导演则是要解决与物质社会相对应的艺术世界中所有的生活进程，每一个瞬间，每一个场所，乃至无人看见的私密空间，无以示人的内心活动。小说家要想象一切的存在，一切的可能，一切的色彩、气味、形状、声音。即使是自传体小说，所写的也仍然是一种“重新安排的生活”。
小说集中有一篇短篇《借路》，在某种意义上最能体现小说创作的特点。正如山东省作协副主席赵德发在序言中对它所作的评价：“《借路》，作者仅凭两则简短的史料，充分展开想象，将八路军山东纵队向大匪首刘黑七‘借路’的经过写得惊心动魄，塑造了两位八路军代表大智大勇的高大形象。”所谓史料，与小说情节有关的仅仅是其中区区100来字的资料，而且完全没有对人物的具体描述，甚至我军代表连名字都阙如：“夜幕降临后，山东纵队指挥部向南突围。……进至费县柱子一带，这里是国 民 党新编第三十六师刘桂堂驻地。为了顺利通过此处，摆脱日军尾追，山纵派人与刘部谈判，刘桂堂总算做了一件好事，同意我军通过。我军经刘部防区转移到新泰西南的石莱一带，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作者通过想象，把这样一则语焉不详的史料扩展为大约6500字的短篇小说，场面动人心弦，情节紧张刺激，人物个性鲜明，语言干脆利索。可以让我们一般读者对“小说是怎么炼成的”的问题有一个大致的概念，对作家是怎么劳动的也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八路军两名代表与土匪两个头子之间为“借路”一事展开的斗智斗勇的故事。如果用舞台剧表演，差不多就是独幕剧，因为布景无须变换，整个场景都发生在以前的土匪、现在的国军36师的议事厅。八路军的两名代表，一个是山东纵队参谋部作战科科长向辉，一个是他的副官刘石山。土匪方面主要是36师师长刘桂堂（外号刘黑七），另一个是刘黑七的心腹、副师长兼一团团长刘世铭。
刘桂堂的军队虽然为了抗日的需要收编为国军正规部队，但其匪性难改，本性难移。在得到情报后，准备落井下石，把突围出来的八路军“吃掉”。但当他们见到八路军代表时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乃因八路军的副官刘石山不但有铁塔般的大个子，而且是掀翻鬼子三座炮楼的爆破大王，是个连阎王也要闻风丧胆的英雄！而作战科科长向辉也是威震日军的一条好汉。两位英雄的出场就先声夺人，使凶残强 暴的匪首刘黑七变得矜持起来，不由自主的暂时放弃了“砍杀”八路军使者的动机。
双方交锋的第一回合是关于“借路”与“买路”的激辩。但狡猾的土匪不是直接反对“借路”，而是引用所谓蒙山道上流传的山歌来传达：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而八路军方面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引用蒙山抗日军民传唱的另一首山歌予以反击：路是众人开，树是众人栽，鬼子想霸占，留下狗头来！
这两首山歌的对峙，当然不是为了实现字面的意义，而是为了压倒对方的气势，提高己方的气场。山歌的内容恰好体现了双方价值观的对立和在抗战时期的立场的不同。山歌的素材来自民间，流传久远，本是古代占山为王的土匪的打劫客商的顺口溜。作者顺手牵羊，加工出了具有抗日内容的另一首山歌，从而既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又表明了双方的立场，有利于刻画人物的性格。
第二个回合是“上茶”。这上茶却并非山匪的好客之道，而是明显的挑衅。投靠刘黑七的茶肆小老板在表演了茶艺之后，刘世铭用匕首挑起铜碗，将滚烫的茶碗在空中投向八路军代表向辉。碰巧的是，向辉小时候放羊就练就这手绝活，用指尖接过铜碗，并同样用匕首顶在碗底，并旋转起来，而且滴水不漏，让众匪忍不住喝彩。
这种绝活再精彩，对于抗日大业来说也只是雕虫小技。但就是这种雕虫小技，作者也让八路军代表的手头功夫和人气压倒不怀好意的土匪。这里的表演带有杂耍的性质，描写有明显夸张的成分，但在战争年代，在双方都是军人的场合，又是在著名土匪的议事厅的环境，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又容易使读者信服。至于这个素材有没有生活依据，或书面借鉴，抑或纯粹想象出来的，并不重要，至少在逻辑上是合理的，在艺术上是合理的，在人物性格上也是合理的。从本质上说，虚构是小说必不可少的手段。
小说中这个环节，不只是绝活的比试，还加进了对话，让向辉向刘黑七宣传“共御日寇”的大义，得到了后者的响应，说出了“抗日第一”这样不失民族气节的话来。这就使得雕虫小技的比试，上升到了民族大义的较量，并使情节的发展朝着有利于八路军的趋势发展，小说的气氛也由刚刚的剑拔弩张得到了缓和，读者稍稍有了喘息的机会。
如果说土匪布局是序幕，双方见面是开端，山歌对唱、上茶都是发展，那么“上烟”就是高潮。
匪首刘黑七并没有善罢甘休，因为他的“抗日第一”是故作姿态说出来的，并非心甘情愿。他感觉自己落在向辉设下的圈套中，于是吩咐“上烟”。这上烟比上茶更进一步，关键不是烟具的一递一接，而是被称为“封火”的动作。只见刘黑七的又一部下，用手指拈起燃烧着的红亮亮的木炭，送到向辉面前，一刹时，大厅里弥漫着一股焦糊的皮肉味。
这已经是少 儿 不 宜的镜头了。下一步八路军怎么应对呢？刘石山更胜一筹，他不但用手掌接过木炭火，还送入口中，复又吐出，如一颗枪弹直射虎皮椅上的刘黑七。这大概就是我们党对待国 民 党顽固派实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自卫原则口号的具体运用吧。向辉的这种行为发生在刘黑七的核心地盘，尽管刘黑七躲闪及时未受伤害，但也要借机发作，形势出现千钧一发的逆转，这时早有准备的刘石山扯开棉军衣，露出一排手榴弹，两把匣枪也严阵以待。而匪徒的大小枪口一齐描准目标，单等令下。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刘石山义正词严地谴责了刘黑七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行为，并指出他于公于私都太不仗义的根本错误。刘黑七已经在道义上被点中了命穴，陷于尴尬的境地，只好顾左右而言他，用搪塞的方法来掩盖自以为聪明的“小杂耍”。向辉趁热打铁，向刘黑七宣传抗日救国的大道理和顾全大局的重要性，将刘黑七推向了道义的悬崖，已经没有勇气再撒泼了。这时尽管刘世铭还企图挽狂澜于既倒，但大厅里匪徒们的气焰已经“如同放了气的皮球瘪了下来”。
高潮一过，结局顺理成章。向辉进一步向刘黑七陈述双方实力对比和利害关系，并向土匪出示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的亲笔信。信中陈述了借路的原因和条件，理由正当，态度友好，语气不卑不亢。此时哨探报告，山纵大部队已经逼迫柱子山，占领了制高点，已经有了“逼宫”的架势，不由得刘黑七不答应借路。刘黑七最终命令部下：抬高枪口，鸣枪送客！故事至此圆满结束。
作者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以及矛盾斗争的平衡，给双方各自设计了两个人物。八路军谈判首席代表向辉是作战科科长，身经百战，沉着冷静，在关键的时候发声，不失时机地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沉稳裕如地应对匪首的挑衅。向辉的助手刘石山则是粗中有细的勇士。他和向辉分别应对匪徒的挑衅，在最紧张的时刻，他以可能的牺牲为代价来保证“借路”的成功。对方人物，刘黑七是一个阴险狡诈、出尔反尔的匪首，刘世铭则是比较鲁莽、有勇无谋、狐假虎威的马弁式人物。双方人物的搭配、组合，使矛盾斗争有来有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故事情节一环扣一环，逐步推向高潮。
故事的大背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土匪队伍已经收编为国军正规部队，名义上是作为抗日的军队，与我八路军属于友军关系，这是故事发展的大前提。没有这个大前提，斗争的性质就不一样了。但另一方面，刘桂堂的势力虽然名义上属于国军，但其匪气仍然严重存在，上下级关系仍然是私人的依附、授受关系和称兄道弟的义气，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并不是出于民族大义，而是狭隘的团体利益。加上历史上对八路军的敌视，就使得谈判变得步履维艰。为了使这场谈判变得具体可感，就必须对兵来将挡、步步为营的谈判过程进行艰难的设计，总的来说，匪为攻，我为守，在几个回合的挑衅和反挑衅的斗争中，掺杂了八路军的正面宣传，使谈判的既定任务能突破匪徒的执意破坏和纠缠，最终我方反败为胜，达到我们的目的。
小说还虚构了一封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政委写给国军第36师师长刘桂堂的亲笔书信，这封信先务虚，后务实，最后开出条件，落款是署名与时间。内容简洁明了，理由正当充分，语言略有文言色采，符合当时的交际需要。
小说结构严谨圆熟，条理分明。见面之后有“寒暄”（交流山歌）、上茶、上烟三步曲，似乎是人之常情，却在每一步都暗藏杀机。过了这三关之后，大局基本已定，才陈说利害和出示公函，此乃水到渠成。前面的明争暗斗、剑拔弩张，都成为了铺垫。八路军谈判代表除了正义在握、大义在胸，所以理直气壮、义正词严，掌握谈判的节奏和斗争的艺术也十分重要，同时两名谈判代表的相互配合也不可或缺。
抗日故事题材十分丰富，作者敏锐地抓住了八路军向土匪借路的题材，这就巧妙地避开了一般的正面作战、反扫荡，以及军民关系等等的常见题材，故事一开始就具有了传奇色彩和紧张气氛。这个故事也与并不少见的八路军或新四军与国 民 党正规部队打交道的故事大异其趣，那些国军的军官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军事素质，在谈判或配合作战的过程中有居高临下的骄气和训练有素的风度。而在这个故事中，刘黑七的队伍明显的匪气和弟兄义气，以及他复杂的心理活动和在民族大义面前的色厉内荏，我军代表的大智大勇，在复杂环境中的斗争艺术，都表现得淋漓尽致。邵长缨的小说《借路》在某种意义上丰富了抗战小说的题材和内容，在今年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日子里，显得有其独特的价值。
【附】小说原文网络地址：http://www.7cd.cn/read.asp?articleid=68628
抗日神剧简直无法直视
大义在心，混身是胆，英烈殉国，前伏后继。这是一代英雄！厚慰英烈，爱国爱家，可惜壮大才疏。
拜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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