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期间江西星子水灾频发
“民国15年7月，南昌北辽满城圩大雨倾旬，山洪暴发，水势滔滔，决堤200余丈，禾苗淹尽，哀鸿遍野；民国20年7月，九江县属第七区港口赤松乡全区面积约790方里，全部淹没；同年9月，南昌县60万亩农田被淹，死亡200余人，新建县淹没农田 42万亩，死亡340人，永修县死亡人数1000余人……”无情的洪水带走的不仅是财物和生命，还展现出国力的羸弱以及墨吏的丧心病狂，翻开一卷卷民国水灾卷宗，在冰冷的数字统计背后，出现的是一幕幕灾民的惨相。民国江西水灾频发
“旧历4月起，接连大雨，天晴不过数日，万安、吉安、樟树街市均在巨浸中，而抚、建、瑞、袁4河洪水暴涨，章江门外河街交通已断，滕王阁水巡门口，娄妃墓全部被淹，仅坟顶现于水面，进贤门外10余里田庐尽毁……吉安县城一日之间皆成泽国，死亡人数尚无估计，但浮尸遍地，老幼啼哭之声到处皆闻。”
这是一条1920年7月5日《申报》上的新闻，后据数字显示，当年水灾的死亡人数达到1.2万人、被淹农田3000多万亩。
比这更早的记载有，1916年，江西昌江、饶河大水，景德镇一带山洪暴发，淹死4000余众；1918年，信江大水决堤，淹没农田300余万亩，受灾人口200余万，灾民伤亡1万余人；1931年，江西全省26县市遭遇水灾，灾民伤亡2万余人，良田被淹2000余万亩……
洪水的肆虐不仅带来的是人员的伤亡，给当地经济的破坏则更加严重。1935年6月19日，鄱阳县上游山洪暴发，鄱阳县全县成为一片泽国，冲毁圩堤81座，被淹村落大小千余。全县早稻歉收56%，晚稻歉收45%。“灾民皆以烂豆、麦麸、菱藤为食，老弱妇儿则多沿门行乞，厥状甚惨。”
同样情况的报道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在当时的报刊上，据统计从民国时期洪水共肆虐江西30次，平均1.26年一次。
日签30余份救灾报告
1931年，新建县全县被淹一半以上，17处圩堤决溃；余干县28都被灾24都之多，被淹农田52万余亩。水灾区早晚稻绝收；都昌县全县共分10区，各区均被水淹，被淹田地颗粒无收；全省共决堤90余处，所绝圩堤均只能重新修筑。
“全县数十里田地一片汪洋，庐舍皆淹没水中，灾民哀嚎遍地皆闻，不仅溃决圩堤无力修复，灾民生计亦无从谈起，企望速拨赈款以让灾民度此大难。”1935年，弋阳县县长张伦元在给民国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报告中如此写道。“天降淫雨，泛滥横流，彭文洞碉堡被水浸湿，突然崩倒，压没快枪、鸟枪数十支，并县属所架木桥无一存在。加之去岁旱灾奇重，农村早已破产，元气丧光无余。惟灾民嗷嗷待哺，遍野哀鸿，非需急赈难资救济。”万年县县长胡祖述也给熊式辉递上了求救报告。“而当时在熊式辉的办公桌上，上饶、九江等县市申请赈灾的报告早已堆得很高。“各县市求赈报告日迭而来，当地灾情惨状身如亲临，日签赈灾报告30余份，颇感心力交瘁，然赈灾一事只能从缓依程序办理。”熊式辉在一份下发给赈灾委员会的训令中哀叹。
圩堤维修报告因无钱6年未获批
不仅民国时期江西水灾频发，水灾过后圩堤修复也成了让当时政府头痛的问题。有的圩堤维修报告6年都未得到批准，而在这期间，水灾又肆虐了数次。
1931年5月，南昌发生水灾后，凤州乡金凤圩圩保向当时的江西省水利局请求修复圩堤：值令因淫雨日久，河水暴涨，水急之处圩堤塌者十之四五，如不尽快勘验拨款，恐圩身愈崩愈大，势难修筑。结果报告递交上去后直到当年年底才得到批准勘验，但勘验过后便没了消息。于是，金凤圩圩保又于1933年6 月、1935年10月、1937年2月数次递交报告。直到1937年2月27日，江西省水利局终于有了批复：该圩堤应由该地筹修，所请拨款一节碍难照准。但在此期间，金凤圩又发生三次决堤。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九江、余干、星子等县市，1931年九江县、余干、星子等县市发生洪灾后，同样多次递交报告给水利局申请专款筑修圩堤，但得到的答复几乎一样，“然赈款有限，不敷分配，修复圩堤更谈不到”。
直到1935年，鄱阳湖沿岸决溃圩堤才初步维修完毕。
安徽省主席向蒋介石投诉华洋义赈会
1920年9月，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山西、河南、山东等地相继成立了华洋义赈组织，1921年11月16日，7个华洋义赈组织的代表齐集上海，决议组成了“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简称“华洋义赈会”，通过华洋合作的方式为灾区提供帮助，在当时给民国政府的赈灾确实提供了积极的帮助。
不过，1934年，民国安徽省政府主席刘镇华一封信直接将设在南昌行营的华洋义赈会告到了蒋介石那里，“华洋义赈会设在南昌行营，以实无信用论，华洋义赈会发放贷款，然灾民无钱还贷便不再贷款，而义赈会贷43万余元，尚有60.7万余元长期放置不贷生息，犹置可救之款坐视民死而莫之救，天下痛心疾首之事犹有甚于此者，余直呈国民政府南昌行营蒋委员长查核。”
不过此事过后不到1年，刘镇华就因安徽遭大旱却仍谎报丰收被蒋介石严加痛斥，此事追查也就没有下文。
地主5升美麦换一亩农田
1931年江西水灾期间，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把借来的美麦拨交华洋义赈会，用来放贷以复兴江西省农村。灾情减缓之后，财政部还继续向美国大借棉、麦，导致了美棉、美麦在中国的大量倾销，农产品价格大跌，许多农民无力偿还贷款，美国把在通货膨胀中的损失转嫁到了老百姓身上。
不仅如此，部分县市还出现了地主利用手中美麦放贷换取民户农田，导致水灾过后，大量农民失去田地而成为佃户。在1932年民政厅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就表示出此类的担忧，“美麦数量颇不敷用，再加上交通不便，一时便有地主以5升美麦换取农田1亩之事，且受灾之民为度生计皆采此策，然灾荒过后，换田之农便无耕作之田，不可不谓存在隐忧。”
看守所被冲犯人潜逃
1931年4月26日，铅山县因大雨不断，导致山洪暴发，水势汹涌。洪水除了冲毁房屋农田外，铅山监狱也被冲毁，但当洪水退去后检查人数，监狱长发现监狱所压女犯都被宪兵带到高处，但9名男犯却没了踪影。
当时的监狱长韩梅文报告说，洪水到来后，他们马上安排宪兵将人犯带到高处躲避洪水，其中他将建在高处的监狱长办公室打开，让女犯都躲在了里面，其余人犯都交给了他人安排。
当时事情上报到民国政府司法行政部，司法行政部当即批复，“监狱长着实昏聩，人犯逃脱竟推辞现场混乱，然女犯皆能移走，而其余犯人竟不随宪兵看守至该处躲避，该省应迅速下发通缉令缉拿逃脱人犯，并着该省监察部门详加调查，责任人无可脱责。”
县赈灾善后委员会发国难财
民国期间江西水灾频发，当时的省政府也确实采取了很多积极措施弥补损失，并且赈济灾民。但在放赈过程中却仍有不少蠹虫趁机大发国难财。
1932年，当时的江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龚学遂接到举报，新建县县属水灾赈济善后委员会暗分赈款，经过调查确有此事。令龚学遂大怒，“查其内容黑幕，系因该会常委几人素有圩蠹之名，把水灾赈济善后委员会视其为营私机关，官修之处故意隐瞒不报，令检察署速速详查呈报以还民公道。”
不过最后检察署递交的报告却是，瞒报属实，然贪污一事因当事人不肯再举证，查无实据。
1932年7月，进贤县堤工善后委员会常委张万昆贪污赈款10余万元，8月初民国江西省政府下令缉拿，但当办案人员来到进贤县时，主犯张万昆早已逃之夭夭，只能责令水利局协助缉拿，直到1949年仍未缉拿归案。
文/唐俊琼 记者戴炜亚
来源： 大江网-江南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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