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冢一堆
<p>荒冢一堆 <br/><br/><br/><br/>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br/> 这是一笔没有讨还的血债。<br/> 星子县城城东北不远处有一个大垅自然村，村东的那个朝向鄱阳湖的斜坡上有一座孤零零的坟墓，墓的四周除一座还没有完全坍塌的破窑外，几乎全是蒿草。墓前约五十米左右处有一条依坡弯曲斜上的步行小道。<br/> 墓内埋葬的是七个人，准确地说是八个人的遗骸。从墓前那块很小的石碑上可以知道其中七个人的姓名：许定槐、余宏镳、刘世森、余道杰、黄昌坤、钱水生、刘万燧。他们同时罹难于一九三八年农历七月二十八日下午。当时年龄最大的是五十六岁的许定槐，最小的是年仅十七周岁的余宏镳。<br/> 这座坟墓是于一九七二年从大垅村前的黄危岭芦家山上迁葬过来的，也就是在这一年人们才知道墓内埋葬的不是七个人而是八个人的遗骸。人们不禁要问，他们到底因何而死，死后又没有分开收葬，就连当时合葬墓中尸体的具数都没有分清楚呢？墓碑上有一段很简单的记载：因遭国难。落款的日期是民国三十年清明——这已是墓中人死后的第三个清明节日。<br/> 伫立在墓前，看香烟缭绕、纸钱纷飞，我不禁思绪万千。我的二祖父余道杰就长眠在这座墓中。我虽未曾耳闻目睹过我的二祖父在生时的音容笑貌，然而他的不幸，他的死终我一生都是不会忘却的。这是一笔血债，这是日本侵略者欠下的一笔血债。<br/> 那是一九三八年农历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攻占星子县城不久的日本侵略者正在县城周边的村子里扫荡，烧、杀、抢、掠、强*妇女，无恶不作。三点左右，他们闯进了余家村，在余宏镳家搜出了几担麦子，遂强拉了我的二祖父，祖父和正在我村走亲戚的钱水生、许定槐挑送麦子去他们的据点，并蒙骗余宏镳的母亲说是作价征收，以至这位母亲竟把自己刚满十七周岁的独子余宏镳送入了虎口——嘱一路同去据点取回“价款”。<br/> 麦子送到后，这伙强盗就把他们一行五人押解到了黄危岭芦家山我爱国官兵为抵御他们的侵略所挖的战壕旁。壕沟里已是横七竖八地躺了好一些尸体。日本侵略者又要开始他们的一场惨无人道的杀戮了，他们的刀枪直指的是一群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当时我的祖父已经意识到了这是一场劫难，就对身旁的我的二祖父说：“这一下我们哥俩算全完了，怎么办呀？”我的二祖父回说：“能咋办呢！”我祖父又说：“哥，跑吧！”“能跑得了吗？”“不跑是死，跑或许还有一条生路”。说时，那边的枪声已经响了，最先倒下的是那位才刚十七周岁的少年，殷红的鲜血喷溅在他那件土布白衬衫上，尤为醒目，他几乎没有挣扎，但最后的一声惨叫却足以让那群魔鬼的手发抖。在第二声枪响时，我的祖父已放开脚步朝沟旁的那个斜坡狂奔而下，“砰砰”头上飞过两声枪响，哇哩呱啦的几声听不明白的怪叫声也已随着与那群魔鬼的远离而渐渐消失。我的祖父终于逃脱了这场劫难。然而我的二祖父呢，他却惨死在那群魔鬼的刀枪棍棒之下。<br/> 苍天可以明证，即将西下的太阳可以明证，从魔鬼手中逃脱的我的祖父可以明证，日本侵略者是何等的惨无人道，何等的丧尽天良。<br/> 随着扫荡的归来，日本侵略者又在同一地方杀害了一批又一批无辜的中国平民。枪杀、刀砍、甚至是先将被害者的手脚捆绑，再用扁担、棍棒活活打死。其兽行令人发指，惨状目不忍睹。<br/> 从以后对已认定的被害者的统计可知：一九三八年农历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三点至八点，日本侵略者在星子县城东北黄危岭芦家山上的同一地点至少杀害了二十七位中国平民。直至今天重提这段历史，也不能不使我们切齿、发指。中国人民的生命在日本侵略者的眼中竟同芥茉、虫蚁，可以随意的践踏残害。更为可恶的是这群魔鬼就连那些被他们残害的死难者的尸体都不让人们及时去收葬掩埋。可以想象时值夏末秋初的季节，抛暴很长时间，已经腐烂了的尸体再去收葬谁还能够分辨的出、分葬得开呢？于是几床草席一盖，一堆黄土就算是这群冤魂的一个安息之处。直至三年后的清明节，我所记叙的小土堆前才立下了我们今天还能见到的一个欲言又止的短碑文，但它足可以明证那一段历史的真实。事实上，当时这样的小土堆又何止一个两个，更为遗憾的是一些遇难者就连这样的一个小土堆都没有留下，以至他们的子孙后代都无法去认定他们到底冤死在何方。<br/>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br/> 这是一笔没有讨还的血债。<br/> 孤立在那斜坡高处的荒冢，将会永久的向世人诉说这段历史。当年举起屠刀的那些日本侵略者，你们是否还苟活于人世？你们的后人们是否也知道你们在中国所犯下的这些滔天大罪？不管时间怎样去冲刷这段历史，也不管今后你们又会怎样去篡改这段历史，但在中国人民心中，至少在这些冤死在你们屠刀下的无辜平民百姓的子孙后代心中都将永远铭记这段历史，牢记这笔没有讨还的血债。<br/><br/> 星子实验中学余玉林 <br/> 2004年6月6日</p><p>作者：宏其 转自庐山山南网</p>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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