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儒家精神

蚂蚁

两天时间在家里，闭门不出，看《陶渊明传》（百花文艺出版社，杜景华著），读《陶渊明集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郭维森、包景诚译注），读得差不多了，我忽然觉得，穷困潦倒的人读陶渊明其实有点不恰当，比如我吧，猫在屋子里，举头望窗外，看见的就是灰不溜秋的水泥房子，和灰不溜秋的一块天，哪里有东篱之菊与南山悠然呢，老家倒是在农村，可是土地早已在我上辈人手里经过分田分地一阵忙就承包到户去了，我自然也没有南山可以种豆了，而且即便我真有一块小土地，恐怕要让我“戴月荷锄归”，也是做不到的，这岂不是更让人难过吗？倒是那些大富大贵人看看陶渊明才较为恰当，就像吃惯了茅台大菜的人，偶尔来点窝窝头加烧酒还很是一种享受一样。不过，尽管如此，读了书还是写点感想。
我读的这两本书的作者和译注者，似乎都害怕朱自清，因为朱先生说过陶渊明的思想接近道家，所以他们虽然觉得陶渊明的思想里儒家精神很强烈，也总要把这点排在第二位，先说道家，再说儒家。而我读了陶渊明的诗文，横竖只能感觉陶渊明虽然受了道家的影响，其实骨子里是一个儒家，而且恐怕还是一个坚定的儒家知识分子。为什么这么说，首先要看儒家和道家的关键的区别。

一、儒道两家的关键区别
我以为，儒家和道家的关键区别并不在于入世与出世，因为儒家其实也同意某种状况下的出世，所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是也。两家的关键区别在于对人道的认识，其核心就是对“情”的认识。儒家的人道或者“仁道”是根源于人情的，首先要肯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但是道家却是反情的，它是把“人情”也看作是人生的负累，所以庄子可以鼓盆而歌，但孔子却要痛哭。而陶渊明绝对不是将人情看作负累的，他所说的“役”、“尘网”绝对不是人间的情感，恰恰相反，此“役”、“尘网”，正是对于人之真性情的束缚，主要就是指官场上的一派虚情假意和不人道的残酷斗争。别人我不知道怎样，反正我读《归去来兮辞》怎么都感觉那不是什么自以为超脱的仙风道骨，却是一片亲戚之情。载欣载奔，既为了脱离官场的险恶，也是因为再次回到童稚绕膝亲人团聚的天伦之乐里。而且，这一篇文章的序里面也讲其写作的一个原由是因为诗人的妹妹去世，当然，这个事情也许是渊明离开官场的一个借口，但是我们又看他的《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都是一片儒者情怀，他赞他的妹妹是“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闺，可象可孝”，又赞他的从弟是“孝发幼龄，友自天爱”，另外还有一首哀悼从弟的诗《悲从弟仲德》，杜景华写的传记里面认为，此仲德其实就是敬远，并非另外一个从弟，且不管究竟是谁，那诗句也完全不是“鼓盆而歌”的道家气味，却是哀痛极深，以至于有人认为该诗写得不好，“特多弱句”。那诗歌说：“衔哀过旧宅，悲泪应心零。借问为谁悲，怀人在九冥！礼服名群从，恩爱若同生。”这和他晚年所写《挽歌》中所说“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是一致的，无非是一种人情常识，即身份不同而情感深浅则不同。
此外，尽管陶渊明也是隐居，但是他的隐居明显和当时那些真正受了道家影响而去隐居的人不同，例如对待刘遗民的隐居，陶渊明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刘遗民隐居，古书上说他是“家贫，卜室庐山西林中。多病，不以妻子为心”，那么想来，这个刘遗民才真有道家的精神，抛妻别子，将亲情放在一边。当他邀请陶渊明和他一起上庐山的时候，陶渊明便写诗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说：“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这其实已经告诉刘遗民，他对于“不以妻子为心”的隐居是不赞成的。另外还有一首也是给刘遗民的诗，写道：“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这简直就是暗暗地跟刘遗民老兄唱反调了，我赞成杜景华的说法，也许陶渊明是在委婉地规劝这位受到道家或佛家影响的友人，同时也体现出陶渊明的隐居决不是道家那一类，也不是佛家遁世那一类。
陶渊明始终没有应慧远的邀请而加入白莲社，而且还写了《形影神》这首说理诗和彗远辩论，那诗歌说明了形影神三者不可分离的统一性，首先“形”与“影”好象可以分离，“憩荫若暂别”，但实际上不可分离，“止日终不别”，而“神”在陶渊明看来，是人的独特性，所谓“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但是“神”虽然与形和影有区别，终究却是“生而相依附”的，也就是说，形影灭了，神自然也不在了，不可能像慧远的净土宗说的神还会迁移到别的形中去。陶渊明的观念其实正是儒家的理性思维，魂魄与身体不能分开说一个要死一个不死，身体死亡，魂气与魄气也就一上一下各自散了。儒家所说的“神”并不是灵魂不灭的灵魂，而是指人生在世树立起来的某种精神，这种精神不是宗教的，而是历史的，即留传于后世的崇高品德。
总之，陶渊明的精神，本质上是儒家的精神，越到老年，这种儒家的传统表现得越明显，他的那些金刚怒目式的诗歌也多出于晚年，人们称之为绝笔的《自祭文》乃是一个不合于流俗的儒者对于生死的总结，他说：“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就是说自己不算白活了一生，是乐天知命而死的。对于自己的丧事，他也作了安排，说：“奢耻宋臣，俭笑王孙。廓兮已灭，慨焉已暇，不封不树，日月遂过。”也就是要他的孩子们安葬他既不要奢侈也不要太简单。而对于身后的影响，则透露出这位儒者对于未能建立功名宏道于天下的一点悲哀和无奈：“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艾哉！”

二、无可奈何的儒者
陶渊明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儒者，无奈的原因就是“道不行”。
道丧，在陶渊明的诗里出现了多次，其实就是在说明自己隐居的背景以及理由。
“三五道邈，淳风日尽”——《扇上画赞》。
“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
“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饮酒之三》。
而《悲士不遇赋》则简直是以天下为己任之士慷慨扼腕的悲歌：“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
因此陶渊明的诗歌里，便时常有生不逢时的感慨。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之二》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之二十》
“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赠羊长史》
此外，就是没有知己的孤独感，在他所怀想的古之“遗烈”当中，当然说得多的是那些隐者，有《论语》里面的荷蓧丈人、长沮、桀溺等人。而我们看《论语》，就可知孔子对于这些人并不反感，孔子称之为“隐者”，但说了一句这样的话：“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私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句话的理解是有歧义的。李泽厚的《论语新读》译为“我们总不和飞鸟走兽一起生活吧。我不是人类的一分子又是什么呢？如果天下太平，我才不会去求改变呢。”而我觉得这个理解不对，这句话是孔子“怃然”而说的，也就是恍然若失地说的，它的意思应该是：假如有一天我彻底失望了，那么除了这些人外，我能够和谁在一起呢？我是不能跟鸟兽同群的啊。也就是说这话里似乎搀杂着惋惜又羡慕的复杂感情，在孔子看来，如果他真的放弃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那么就是这样的人才是他的知己。
所以，我们才看到，孔子总是想和这样的人说话，楚狂接舆唱歌的时候，孔子“下，欲与之言”，碰见荷蓧丈人的时候，又“使子路反”。孔子对这样的人是充满亲切的感情的，至少在孔子的主观意愿里，这样的人并不是“道不同，不相与谋”的人。
这样的“隐者”，我以为并不能与道家等同，因为他们和儒家，在“道”的认识上其实是一致的，唯一不同的只是在于如何去宏道，如何去对待一个道丧已久的世界。
在陶渊明的诗歌里，当然引用了不少《庄子》里的语言，朱自清统计过的，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其次是《论语》，但是，在陶渊明的诗里直接提到庄周的只有一次，即《拟古九首之八》里面有一句说：“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而提到孔子和孔子赞赏的伯夷叔齐等人的却比较多。
所以，陶渊明的隐居实际上是儒者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而我想，孔子若是生在六朝那样暴虐的时代，谁又能肯定孔子不隐居呢。春秋时代那种相对的自由给予了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条件，但是陶渊明有这样的条件吗？
陶渊明的隐居，其实就是孔子所说“君子固穷”，这和六朝时代求仙访道的时髦隐居根本不同。

三、鲁迅与陶渊明
我读陶渊明的《拟挽歌辞》便想起鲁迅《野草》中的《死后》一文，二者的写法简直是一样的，都是活灵活现地想象自己死了别人怎么来处理自己，当然陶渊明主要想表达自己对生死的达观，而鲁迅则可能还有其他的意思。此外，鲁迅在1936年也对死写过一篇文章，令人想起陶渊明的《自祭文》，鲁迅在魏晋文章那篇演说里面，对于陶渊明也是称颂的，说他的平和是很高的境界，又指出陶渊明并非一味地平和，而仍旧是不亡世情的人，而在《题未定草》那组文章的一篇中，鲁迅说，因为陶渊明并非一味飘飘然，而是也会金刚怒目，所以陶渊明是伟大的。还有，《纪念刘和珍君》里面提到死，鲁迅也想起了陶渊明的诗句：“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所以我总有一种想法，即通过分析鲁迅所称颂的人物来探讨鲁迅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的一面。长久以来，人们似乎一说到鲁迅，就想到鲁迅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或攻击，似乎鲁迅就是传统文化的对立面，有此无彼的感觉。而我觉得鲁迅身上仍然传承着过去的文化，在他所肯定的传统文化当中，也许能够使人更准确地认识鲁迅。
从陶渊明身上，看到儒家的精神，而从鲁迅对于陶渊明的称颂上，似乎也可以看出鲁迅骨子里的儒家精神。
什么是金刚怒目，其实就是“义愤”，即对于世道黑暗的愤怒。晚年的陶渊明不但没有更加地“悠然”，反而义愤起来，当然，这种义愤又染着一层悲凉的色彩，也就是自己“猛志固长在”，但是却无处可以施展的悲凉。他说：“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读山海经之十》）也就是说，那一颗心，并没有因为采菊东篱下而消灭，但是时光已逝，只有想象了，包括想象一个桃花源。
鲁迅和陶渊明，仔细一想，我觉得真有不少相同的地方，最重要的就是都努力保持一种独立的地位。陶渊明常说自己年轻时的壮志，而鲁迅也讲他年轻时的好梦，他们也都曾经入仕，又都离开，当然一个是主动辞去，一个有多种原因，又都不愿意加入社会的这样那样的组织，只是陶渊明靠着田园，靠着小农经济的仅有的自由维持着自己的独立性，而鲁迅却靠着商业和革命的同时兴起以自己的一支笔建造了一个文字的田园。甚至我想，也许他们所憎恨的那种乱世，恰又是他们可以拥有相对写作自由的条件，而应该感谢的了，这也真是无可奈何的矛盾。

总之，我以为陶渊明是一个真儒者，再用他的一句诗来证明，便是：“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而对于这个人物，也可以引用他的一句诗来纪念：“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来源：庐山山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