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城灯火读书声

少府山人

........

少府山人

醉石原创，转载注明 

        庐山南麓的星子古城依山襟湖。背靠庐山，三面环水，风景怡人。自北宋起就是南康军府的郡城（即现在的市区），古郡城并不大，仅百余户，几千人，面积也仅一平方公里。“城中咫尺云横栈，独立前山望後山。”整个古城被东西两座对峙但不高的山（前山、后山）所围绕，犹似两条长龙向南奔向鄱阳湖，龙头正对“一郡印星，两学文星”的落星墩，很有双龙戏珠之象。落星墩旁有鼍（音tuó，指扬子鳄，俗称猪婆龙）河洲，枯水季节裸露出水面，为椭圆形。《正德南康府志》载：鼍河洲在城南十里，旧有民谚“鼍河洲圆，南康出状元”，寄托了“理学名邦”的邑人千百年来的殷切期望。
 
濂溪紫阳百世师，名郡昔曾劳一麾。风流文雅今安在，惟有鄱阳湖上祠。
祠前湖水涵春绿，祠后青山削苍玉。光风霁月旧仪形，泰山乔岳遗清淑。
浮云卷尽普烟青，犹似皂盖临专城。记得扁舟祠下泊，满城灯火读书声。
——[明] 罗汝敬 《二贤祠》
 
明初，一个春日的下午，江西吉水人罗汝敬舟行鄱阳湖归家途中，过星子城下。眼前湖水清澈泛着春绿，远处青山如仓玉，青烟浮云缭绕于半山间，犹如华盖，立于星子古城后。如此水墨般的山水，没能让罗汝敬驻足欣赏，他调转船头，由南门驶入冰玉涧，他要赶去城中拜祭曾在此为官的两位圣贤。涧中潺潺而流着一汪春水，迎面而来鳞次栉比的粉墙黛瓦，古朴的小楼花窗，玲珑的小石桥，这些已经足够迷人，而涧两岸青青，一片片菜畦，由碧绿转深绿，次第分明，挑担荷锄的人们劳作其间。小桥边，古井旁，浣衣、淘米、担水者往来匆匆，不远处时有袅袅炊烟从粉墙黛瓦中升起，田园气息扑面而来。画面转瞬间就由山水切换为田园，这在其他古城是感受不到的，罗汝敬依然无暇顾及，继续前行。
过五座古桥后，船终于来到了郡城中心，在坊有“光风霁月”仪门下登岸。过仪门便是学府，学府紧连着南康府署衙，祀奉周敦颐和朱熹的二贤祠就学府旁。“记得扁舟祠下泊，满城灯火读书声。”当罗汝敬来到二贤祠时，已是华灯初上。劳作一天的郡人并没有休息，而是继续挑灯夜读，到处响起朗朗的读书声。
“南康之为郡也，蕞尔湖山之间，及百年周子、朱子为之守，其化民之速，入人之深，岂他郡之所可以哉？”[1] 正是因为周敦颐和朱熹两位圣贤在此功德垂范，镜照身后效尤，南康郡呈现出了一派兴旺强盛的读书求学之风。在宋朝曾经名极一时。在两位圣贤的励民尚士，以为表率的教化下，开启了一个文化的繁荣昌盛时期，并得以在后来的一千多年里，还能够保持了下来，仅宋朝三百年间，南康军共出进士二百八十三人（醉注：北宋57，南宋226，出自《光绪江西通志·选举表》），古南康也成为真儒过化的典范。
 
南宋淳熙六年（1179）三月，南康军新来了一位领导朱熹。他到任之初“考按图经，询究民间疾苦”，仅用了半个月，就贴出《知南康榜文》广而告之，宣布了“宽民力、敦风俗、砥士风”三条施政纲领。其核心就是“宣明教化，宽恤民力。”也就是告诉大家，他这位市委书记兼市长，要从社会教化和改善民生两件事做起。请父老乡亲官吏士贤支持他的工作。朱熹要在此做实施一项宏伟工程，一张榜文，居然是这项宏伟工程的宣言！
“本军。土瘠民稀，役烦税重，以至“民力日困，无复安土乐生之心。”[2] 宽恤民力的关键就是省赋，朱熹决定先从星子入手治理。他先后六次上书给朝廷，请求减免星子县的税钱，结果都遭到了反对。之后，朱熹又上书请减三县木炭钱，结果福建漕司又出面反对，气得朱熹写信大骂一顿。接着朱熹又谋求减免百姓当年的秋粮缴纳，也没有成功。刚刚出山就遭如此挫折，朱熹感到无可奈何，只能空留“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纪纲而已矣。”[3]之感慨。
于是，朱熹转而将实行他的宣明教化，这是他学者官员的优势。可是南康军在朱熹眼里却是“民俗号称醇厚，庭少诤讼，狱少係囚。”[4]这么一个民俗淳朴的地方，朱熹却还要将“宣明教化”做为头等大事。大声呼吁“请士民乡邻父老、岁时集会，教戒子弟。”以成风俗之美，不愧古人。这真有点让人感到不解。
其实，朱熹此次出山之前已经做过一回官了，在他24岁那年，曾做了三年同安县（今福建厦门）主簿。之后，回乡清闲专致地做起他的学问达23年之久。朱熹时期，社会正统思想沿用孔孟儒家的仁义道德理念未曾改变，但当时佛、老盛行，要面临这两家的挑战。朱熹于是承续前贤之道统，深入探讨心性义理,以宇宙论与心性论为基础，融合诸家之精华。将忠孝节义等提高到“天理的”高度，弥补了孔孟儒学对宇宙、自然的思考不足，将儒学由原来比较狭隘的道德领域进入社会政治层面。通过整合和完善，重新构建了中国主体哲学的思辨体系，形成了新儒学——理学。希望通过理学能“正君心，再正民心，从改造心性入手，重振国家。”开创和谐有序的社会，实现治国平天下。（醉注：在尖锐的民族矛盾面前,理学家的慢功夫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元兵已踏入国门。）
朱熹在学术上的成就，使朝廷感到为难，若不任用，会招弃贤之嫌；如加任用，又恐其“干扰”朝政。经过一番权衡，决定差遣他远知偏僻之地南康军。朱熹上任南康，与其说是六次请辞不获批准，更是隐藏着他的一个巨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有朱熹特色的”理学，能成为统治阶级治国治民的正统思想。像孔子那样，获得更为震撼性的社会效益。南康军正是他实现这项宏伟工程的大舞台。
朱熹认为，世风日坏的原因，是缺少道德精神支柱。取士不以品行名节为标准，任由权谋利欲泛滥，才使风气衰坏。所以，他刚一到任，就开始他的道德重塑。先是到处寻访先贤遗址，树立榜样。朱熹深知，高深的理学让认知不高的底层民众难以摸索出门道，而千百年来口口相传的本地先贤事迹，能更快速直接地为大家树立一个个顶礼膜拜的偶像。
朱熹树立的第一个偶像就是周敦颐，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熙宁四年（1071）知南康军。他在南康军兴学善俗，民从其化，士宗其学。尝以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自喻，有名篇《爱莲说》等传世。
周敦颐为理学的开山大师，朱熹的理学便是继承于他。怀着对先师敬仰之情，朱熹遍访濂溪先生当年在南康郡的遗迹。他认为“南康尝为先生所领之地，祠像久焉未设，诚缺典也。”[5]这里曾经有过这么有名的人，现在却被世人遗忘了，真不应该啊。朱熹赋予了极大的同情，命南康军学教授杨元范在军学东侧新“立得濂溪祠堂，并以二程先生配食。”[6]接着又修缮先生的旧居，还从周敦颐的曾孙周直卿那里得到了《爱莲说》墨本（拓片）。于是，就题“爱莲”匾额于郡署东侧临水处的东园小堂，并刻《爱莲说》碑置内。还得到了一块弃之于田间，已有断裂但尤能辨认的《拙赋》碑刻。“乃辟江东道院之西室，榜以拙斋，而刻置焉。”[7]完成这些遗迹重建后，朱熹亲自把白鹿洞书院的生徒带来拜谒濂溪祠“我率诸生拜祠下，要令今古播清芬。”
朱熹树立的第二个偶像便是徐师回，徐师回，字望圣,元丰间知南康军，性耿直。因官厅东边有八棵杉树“凛然高耸、直节不屈。”故在树旁造了一个“直节堂”。苏辙过南康曾为之作《南康直节堂记》。
朱熹来郡后“问堂所在则既无有，而杉也不存。”[8]却发现所谓的直节堂以及那些杉树，早已无踪影。苏辙记文的石刻倒是找到了一块，但据说不是原刻，且被丢弃在别处。于是，朱熹去访问了很多老人，想知道直节堂的故址在哪里，却也一无所获。没有办法，朱熹只好把官厅西面的一个被废弃的旧堂，重新命名为直节堂，而把那块不知何人摹刻的苏辙记文搬来，嵌在这新的直节堂的墙壁中。照他的本意，还想再种些杉树，来重现前贤的遗迹，可惜的是朱熹在此任职时间太短，还没来得及做成。
朱熹觉得仅有二个偶像还不够，于是在城中遍寻访本郡的古今名士，以为表率。“得拜刘李二公之像于学，得陶公栗里故居于郡境。”并且又寻访得知“秘丞刘公盖尝禄于管库，而忠肃陈公又尝辱为迁民。”[9]东晋征士陶渊明是本地名士，忠义勤奋。北宋名士刘涣和李常两人“壮节高风”，郡学曾立两人画像祭祀。刘涣之子刘恕尝在本军任官、右谏官陈瓘被贬寓居本军。朱熹于是将五位前贤列在一起，建成五贤祠，并作《奉安五贤祠文》。彰显他们“大节清名。危言直道”，引导士子积极向上。
 
五贤祠在府学东，朱子知军时访古今名士居是邦者，得陶潜、刘涣、涣子恕、陈瓘、李常辈建祠祀之。
                                                           ——[明] 《正德南康志》卷七 建置
 
曾任彭泽县令的晋靖节徵士陶渊明，在晋义熙元年（405）归隐故里，朱熹赞其“隐遁高风，可激贪懦。忠义大节，足厚彝伦。”他四处寻访，在郡城西南三十里处寻得渊明故里栗里，并修建归去来馆纪念。他还请奏朝廷为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加爵封号，建庙祭祀。
曾任颍上县令的刘凝之，在北宋皇佑元年（1049）弃官，归隐于南康郡城冰玉涧。是本地继陶渊明之后的著名隐士。朱熹很崇敬这位先贤的人格。他拜访县城耆老俊彦，得知刘凝之的墓于城西荒茅废圃之间。他修复了此墓，在墓旁建造了“壮节亭”，亲自撰写了《告屯田刘居士墓文》，并禁止在附近砍柴放牧。
刘涣隐居星子后，他的洁廉家风一脉相承，儿子刘恕、刘恪，孙子羲仲、和仲都是洁廉不挠，冰清而玉刚之士。冰玉涧刘氏一门三代清名高节的品德激扬了读书人的气节，为大家树立了激懦而律贪的典范。
曾任右谏官的陈瓘是一位铁面谏官，因“坐论蔡京父子，谪居南康。往来山之南北，吟赏讽咏，宠辱俱忘，自号了翁。”[10]陈瓘曾有墨贴为随缘居士黄荣、尤褒得之。朱熹在获取其摹本后马上将其刻置于白鹿洞书院。
陈瓘（1057—1122），字莹中，号了翁，又号了斋。南剑州沙县人（今福建沙县）。北宋元丰二年(1079)，中进士甲科第三名(探花)。元丰至元符，历宦内外官。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召为左正言，擢右司谏。后因长子正汇告蔡京有谋反状而牵累，政和七年（1118），移居南康军。居于城中后山。
 
这些前贤对后世的影响，不需多说，《桃花源记》《爱莲说》等千古名篇传世足以说明。但是朱熹明白，光是在《知南康军榜》及《又牒》上列举前贤的名字，是不能深刻地灌输在社会的记忆之中的。他采取各种方法，将南康一带历史上的名宦贤士，孝子节妇。尽可能地或建祠立坊祀之，或题额撰文记之。把他树立为南康本郡的道德典范，希望通过这些尚贤励士的举措来挽救日下的世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