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安小聚话当年

陈林森 · 发表于 2016-11-20 12: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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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陈林森于 2016-11-20 14:13 编辑

                                                德安小聚话当年
   两星期前，我跟德安的老同学蓝江玉打电话，说我准备近期去看他。今年春节期间原九江一中66届高三（3）班毕业五十周年同学聚会在九江举行，当时蓝是少数几个因病未能与会者之一。我在电话里首先问候他的身体，得知在向好的趋势发展时，我很高兴。我说我来共青上班，每次回星子都要在德安转车，我早就应该看你了。蓝江玉是我在九江一中最后阶段即“文革”滞留期间走得比较近的一个，我们因所谓“出身”问题在那个年代同属边缘人。印象中蓝江玉是很聪明的，他也是理科尖子，但他对当时中国的将帅名单如数家珍，可以一直说到中将，而我当时只记得十大元帅。
   我在老同学群向余忠信同学（正月聚会的主要组织者）透露了我的计划，余忠信说到时他也邀几个同学一道去。昨天是周六，我本来是准备上午就去德安，但计划不如变化，按期中考试前的课表，我是隔周才有一次补课，但现在临时通知我本周六要补课，所以我只能下午去。刚好在共青工作的一位前学生左东林要回星子，主动通知我，说可以顺便送我。于是在确认余忠信等已到德安的情况下，我让左东林在我下课后开车送我到德安，与老同学共进午餐，下午再送我同去星子。
   这里顺便介绍一下共青与德安的关系。共青现在是一个县级市，全称是“共青城市”，但它最初的名称是“共青社”，隶属德安。经过“共青社”－“共青垦殖场”－“共青城”－“共青城开放开发区”－“共青城市”这样的发展演变，早已从“母体”德安脱胎而出。现在的共青城市，其领土由德安、永修、星子（今庐山市）三个县各自割让一部分组合而成。如果再发展下去，也有可能反过来把德安吞并，这种“后来居上”的例子全国很多。共青到德安的距离用“近在咫尺”形容毫不夸张。我坐班车要半小时（弯路带客），但直线距离只有8公里，开车只要十来分钟（网上说只要7分钟），坐动车6分钟。
   我们直接来到用餐的地点。从九江来的老同学是余忠信和邹太送，林世鸿本来准备从南昌来，但临时没买到火车票，陈忠符和王承虎原说来后因故未来成。在一个多小时内，我们边吃边谈，匆匆回忆了一些尘封的往事。

  左起：蓝江玉，余忠信，邹太送，陈林森
   余忠信谈到肖淑贤的情况。肖淑贤是我们那一届公认的理科尖子，当然按余忠信的说法，肖主要是数学冒尖，读高一时就把高三的数学都学完了。他读高中时，上数学课不轻易发言，到了争持不下的时候，他才发表自己的看法，往往有独到的解题方法，甚至比老师还高明。虽然那时是“突出政治”的形势，对学习尖子不太表扬，但我在校时对肖淑贤是自发地崇拜的，虽然我和肖淑贤一直不在一个班。我在高一时是（1）班，成绩最好的是彭声羽；高二分到（3）班，成绩最好的是彭祖彭。但我知道，肖淑贤才是第一流的，在我们这一届是无出其右的。当时同学们都传说他走路都在思考数学问题，对这种学习态度我是很倾慕的。改革开放后宣传陈景润的事迹，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当年的肖淑贤。不仅是学习的精神和对数学的先天的秉赋，而且都有一种“书呆子”的性格。邹太送说肖淑贤下放到茅山头农场劳动，不大和其他同学打交道，只是到每个月发了工资，才喝上两杯酒。1977年恢复高考，肖淑贤理所当然地考上了大学，但按当时的政策只录取到了九江师专，但他对数学的热忱依旧不减，他当然是不甘心读师专的，1978年就报考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没有如愿。有同学劝他，可能中科院的牌子太大了，还是务实点，他就降格以求，1979年考取了华中理工大学的研究生，硕士毕业后留校当老师。虽然在业务上非常突出，但在生活上却是个“低能儿”。余忠信讲了两件事：一个是他在30岁以后才结婚，但婚后不久就因感情不合离婚了，没有留下孩子。他不擅做饭，独居后生活更是马虎，经常一次性买好多馒头，放在一个篮子里，吊在钩上，吃饭时就从篮子里拿两个馒头将就一餐。余忠信从蔡荫光那里得到的消息，说肖淑贤最后的结局很惨，大概是七八年前，他因皮肤病转为血液中毒，在宿舍里卧床两三天，学校送到医院后就昏迷不醒，不治身亡。身后非常凄凉，没有子女守孝，只有一个弟弟从九江赶去办理后事，没有别的财产，留下30万存款被弟弟“独吞”了（这是蔡荫光电话里的用语，我说没有别的继承人这也是正常的）。
   我今天上网查“肖淑贤”的资料，居然让我查到了。如下：
   肖淑贤男，1947年11月生，江西省清江县人。1979年考入华中理工大学，1982年获硕士学位，留校承担基础课教学工作。
1986年升为讲师，1994年晋升副教授，1993～1994评为学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发表论文多篇，代表性论文有《带时滞项的非线性控制系统的绝对稳定性》《复区间多项式的稳定性》《解大系统稳定性的积分方程法》《时滞系统绝对稳定性的积分判据》。
1985年获武汉市优秀论文三等奖，1990年获湖北省优秀论文奖，1996年获湖北省第六届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三等奖。
   虽然网上查到的同名的人有好几个，但这一个就是我们的老同学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蔡荫光同学在电话里谈到九十年代末，他在火车上碰到过一次肖淑贤。当时肖淑贤是从长沙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回武汉。他那次对蔡荫光说了一句“后生可畏”的话，意思是他那时的工作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余忠信对肖终其一生只拿到副教授感到惋惜，他说在华中理工大学，评了副教授以后爬到教授并不难，因为他有一个亲戚也在华中理工云云。
   蓝江玉说到他自己的情况。根据余忠信的说法，蓝家解放前是德安县的“首富”，蓝未加否定。在极左年代，蓝的家庭成分显然是“最坏”的。1968年离校回到农村，他种了十年田，也就是挑了十年粪。蓝对我们说：如果没有恢复高考，他至今还在乡下挑粪。他是1978年考到九江师专化学系的。那两年我们的老同学参加了高考的，多半都是取到九江师专。师专毕业后他就分配到德安二中教书，一直到退休。他也是在30多岁才结婚的，他的独生子是1985年才出生的（蓝已经38岁）。余忠信说蓝的儿子很优秀，但在吃饭时没来得及谈到蓝的儿子的情况。蓝只是说他受到计划生育的影响，不像其他许多老同学都有几个孩子。参加工作以后，情况一直都很好。他的儿子是2000年考上大学，他的夫人2001年就病逝了。这是他唯一的不幸。他的儿子在深圳工作，蓝江玉看来是在德安过着独居的生活。春节期间他的身体确实不太好，现在好多了。余忠信说蓝江玉的身体状况比他们上次见面时（不久前）也要好得多。

因为左东林要赶到星子接人，所以我未便在德安久留，余、邹二同学也乘左的便车，先到星子，到我的新居小坐了一下（余忠信去年到过我的旧居），然后再去九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