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著名诗人徐志摩的诗大都给人清新空灵、婉丽飘逸的美感,如“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但是,在他的诗集里,也有一些较出格的诗,例如《庐山石工歌》就写得非常雄浑、遒劲、磅礴,形式上极为铺陈,前后共用了73个“浩唉”和“唉浩”,反反复复地咏叹。徐志摩还破例在这首诗后附了一封详细介绍此诗创作过程的信函,可见他本人对这首诗也是十分看重。
徐志摩是与好友张歆海1924年7月上旬来庐山的,长住了一个半月,主要是为了翻译印度诗圣泰戈尔来华访问的大量演讲稿和诗歌。泰戈尔1924年4月12日来中国访问,直到6月初离开上海去日本,在长达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徐志摩和林徽因一直陪伴在泰戈尔身旁,为他当翻译,记录他在中国各地发表的演讲。时任清华大学英语教授的张歆海也时常陪同泰戈尔。张歆海获美国哈佛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学位,是徐志摩前妻张幼仪的哥哥。徐志摩与张幼仪1922年3月在德国离婚,遭到家人与恩师梁启超的反对,张歆海却表示理解,并未影响他俩之间的友谊。
徐志摩和张歆海住在小天池的一家旅馆,这是一栋洋溢着浓郁的英国乡间情调的别墅,由粗大的石块垒成,一层,门窗都未加任何修饰,正门旁伸出一个半圆形的尖亭。房间的窗子正对着鄱阳湖,近处是葱郁的山峰,远处是波光潋滟鄱阳湖。徐志摩习惯于晚上工作,吃完晚饭后,先坐在窗前看一阵山月,凝神静思,然后才伏案专心工作。遇有疑难病句,常与英语比他更胜一筹的张歆海商量。
徐志摩在庐山长达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为庐山写了五首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庐山石工歌》,形式奇特,和徐志摩以往诗风大为不同:
?唉浩!唉浩! 唉浩!∕唉浩!唉浩!∕我们起早,唉浩,∕看东方晓,唉浩,东方晓!∕唉浩!唉浩!∕鄱阳湖低!唉浩,庐山高!
《庐山石工歌》大量重叠地采用“唉浩,唉浩”和“浩唉,浩唉”的帮腔衬词,复沓回环,反复诵咏,一反徐诗婉约、清丽的风格,不但十分粗犷,而且极为铺排,全诗竟用了73句“唉浩”和“浩唉”,这在徐志摩的诗作中,实在是绝无仅有。但可以肯定地说,这决非徐志摩心血来潮,玩点新花样,而是不如此不足以表达心中澎湃汹涌的情感。
徐志摩自己也知道这首诗可能会招来议论,所以给编辑刘勉已写了一封信,专门谈他在庐山的感受和这首诗的成因:
“我那时住在小天池,正对鄱阳湖,每天早上太阳不曾驱净雾气,天地还只暗沉沉的时候,石工们已经开始工作,浩唉的声音从邻近的山上度过来,听了别有一种悲凉的情调。天快黑的时候,这浩唉的声音也特别的动人。我和歆海住庐山一个半月,差不多每天都听着那石工的喊声,一时缓,一时急,一时断,一时续,一时高,一时低,尤其是在浓雾凄迷的早晚,这悠扬的音调在山谷里震荡着,格外使人感动,那是痛苦人间的呼吁,还是你听着自己灵魂里的悲声?”
徐志摩来庐山的1924年,庐山上已有别墅700余栋,基本上为外国人所有。外国人的优裕富足与中国劳工的艰辛穷苦,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尤其是这种极大的反差如此强烈集中地体现在庐山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里,不能不更剧烈地撼动着诗人的心灵,使他感到格外的悲哀。诗人怆然地问道:石工号子“是痛苦人间的呼吁,还是你听着自己灵魂的悲声?”应是两者都有的吧!
如果仅止于此,这首诗也许是另一种基调和写法了。事实上,徐志摩不仅被石工号子所深深吸引,还亲自去“在山坳间结茅住家”的石工中采访。实地采访,对他触动极大,使他的思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深感石工们虽然“早晚做工,赚钱有限,仅够粗饱,但他们的精神却并不颓废”,并特意指出:“这是中国人的好处。”正是这“并不颓废”的精神使诗人于悲哀抑郁中看到了希望,石工号子在诗人听来,不再仅仅是“悲凉凄怆”了,而是于悲凉中透出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气质和蔑视艰难的乐观精神。徐志摩在信中写到:“Chaliapin(俄国著名歌者)有一首歌,叫做《鄂尔加河上的舟人歌》(现通译为《伏尔加船夫曲》)是用回返重复的低音,仿佛鄂尔加河沉着的涛声,表现俄国民族伟大沉默的悲哀。”徐志摩认为,庐山石工歌也是“我们汉族血赤的心声!”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诗人唱出了雄浑、激越、磅礴的《庐山石工歌》。
《庐山石工歌》采用劳动号子式的歌谣体,以石工的口吻,将“浩唉”、“唉浩!”的号子反复进行渲染,融入高山、白云、骄阳、暴雨、天雷、飞电等粗犷而有力度的意象。全诗共三节,由“我们起早,看东方晓,鄱阳湖低,庐山高!”开篇,中间描写了“太阳好,太阳焦,赛如火烧!”及“大风起,白云铺地。电闪飞,大雨暴,天昏地暗,天雷到!”的变化无常的自然现象,全诗在一片“浩唉、浩唉!上山去,上山去!”的奋进声中终篇,将石工劳作的艰辛和对艰辛的藐视表现得淋漓尽致。
徐志摩对这首诗非常喜爱,只是感到它还难以传达出石工号子那激越飞扬的旋律和气概,不能不遗憾地说:“制歌不敢自信”,“盼望将来有音乐家能利用那天然的音籁谱出我们汉族血赤的心声!”
(文章来源于长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