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陶渊明》的文学形象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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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读｜《陶渊明》的文学形象及其他

（作者：罗克岩）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里，上至先秦下至近代的民国，像陶渊明、屈原、李白、苏轼这样，用专门篇章介绍的作家不到二十位，每一位都是独树一帜让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中外以陶渊明作为研究对象出版的专著、文集不下三百种，论文更是数以万计，内容已从传统的文学、文学史研究深入到思想、哲学、美学、社会学等范畴，着述繁富，蔚为大观。目前，我国已成立了中国陶渊明研究学会，东亚、欧美的韩、朝、日、俄、德、法、美等国，都有一批学者因研究陶渊明而成为大家，时至今日，“陶学”已成一门显学。

然而，在“陶学”繁荣昌盛的大好形势下，却有一件让所有热爱陶渊明作品和人格的人深感遗憾的事，这就是以陶渊明作为主人公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品非常少见。就笔者所知，在这之前，已经发表或出版的作品中，最早的一篇就是由“五四”时期就开始创作的老作家、“浅草社”“沉钟社”的主要成员陈翔鹤先生创作的中篇小说《陶渊明写〈挽歌〉》，这篇小说在1961年11期《人民文学》发表后，文坛反应强烈，不少研究者把这篇小说作为中国文化历史小说创作的先驱之作和典范之作。其次就是由九江作家陈杰敏先生创作的发表于2005年《安徽文学·长篇小说》的长篇小说《归去来兮》。这样的现状，与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柴桑是陶渊明的故乡，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这里。因此，吴必胜先生创作的这部长篇小说《陶渊明》（中国文联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无疑具有双重意义，既丰富了我国历史文化小说创作中陶渊明的文学形象，也为渊明故里填补了一项文化空白。

画家眼中的陶渊明（资料图片）

忠实于历史，不轻易更改史料中有关历史人物的记载，这是历史小说创作能够保证历史人物本来面目的基本方式，也是历史小说写实性的主要体现。小说《陶渊明》由《出仕》《归隐》两部分组成，描写了陶渊明后半生从出仕、归隐到去世这三十多年里的生命历程。从江州祭酒到彭泽县令的五番出仕，皆因陶渊明“无适俗韵”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随波逐流的处世原则，刚正不阿、正气凛然的秉性，在抗争无效之后辞归田园，“大济苍生”理想破灭的故事；面对母亲、弟弟、妹妹亲人离世的痛苦，火灾之后更加贫困的生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达观的生存态度，面对死亡“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生死观；对待忘年之交颜延之和江州刺史檀道济两人的馈赠表现出两种决然不同的行动，以及他两次动人、浪漫、忠贞的爱情故事。这样的叙述引人入胜，给读者提供了陶渊明主要生活的历史长卷，让我们走近仰慕已久的陶渊明，在“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黑暗社会中挣扎、反抗、自尊、自重的诗人本色，让我们对陶渊明及他身边的那些友人产生了新的敬意。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史书记载的却主要是王侯将相。屈原、苏轼、王安石这些著名的历史人物，既是文学家又是政治家，他们在历史舞台上十分活跃，一生经历十分复杂，事业与成就极其辉煌，对当时及后世影响很大，可供讴歌与颂扬的业绩非常多，史不绝书，历史记载详细、生动。与他们相比，陶渊明一生没有进入当时上层统治阶级的政治圈子，也没有经历过什么复杂的政治斗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人物，历史上有关他的记述寥寥无几。最早为陶渊明立传的当是南朝梁代的沈约，在《宋书·隐逸》中有《陶潜传》，《宋书》纪传部分完成于永明六年（488年），距陶渊明去世的427年相隔61年。但沈约撰的《宋书》在北宋时已有散失，现在我们看到的《宋书》，是后人取唐李延寿《南史》等书，加以补充完整的。沈约之后就是梁太子萧统写的《陶渊明传》，此时已是527年，已经是南北朝中后期了。我们现在读到陶渊明的故事，几乎都源自这四处，由于相互引用，实际上独立的篇章不超过十条。陶渊明的这些故事，即使说不上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由于他的作品有多篇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读过书的人多少都知道一些，很多故事都耳熟能详。因此，从故事自身的层面上看，以陶渊明为主人公写小说，如果拘泥于历史的真实，很难为读者提供新奇的内容，无非是讲述一些我们都知道且能娓娓道来的史书上都已经记载了的事实。

但是，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仅有大众所知道的几篇聊胜于无的小故事远远不够。历史资料不足以支撑长篇小说大容量的创作需求，这就是以陶渊明为主人公创作长篇小说必须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吴必胜先生的这部小说《陶渊明》，以《年谱》为时间主线再现了陶渊明后半生出仕、归隐的生命历程，挖掘史书中的史料再现了淝水之战、桓玄篡晋、刘裕代晋自立、卢循孙恩之乱等时代风云变幻，以及慧远东林寺结莲社这件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的盛况。在利用史料时，吴必胜先生并非完全照搬原始材料，而是经过了一番衡情推理。如：南朝梁僧慧皎撰《高僧传》记载：“自远卜居庐阜，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威震天下的桓玄征讨殷仲堪时，军队经过庐山，桓玄要慧远出虎溪相迎，慧远称病不出，桓玄只得自入山门相见。桓玄之乱平定后，晋安帝司马德宗自江陵回京师途中经过当时的寻阳，辅国重巨何无忌亲自来劝慧远赴寻阳候觐，慧远也称疾不行，安帝遣使劳问，感叹无缘相见。这样一位不阿权贵、不向恶势力低头的宗教大师，小说中描写“卢循贼寇打到了寻阳，声称破城之后，血洗众生”，就在这众生涂炭万民遭劫的危难时刻，竟能打破惯例，与陶渊明一起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赴卢循军营，用智慧化解了一场即将降临的灾难。不仅塑造了一代宗教大师的菩萨心肠，更是展现了陶渊明冒死为苍生请命的凛然正气。小说中还描述了陶渊明第一次出仕任江州祭酒时，不惜违背江州刺史王凝之的意愿劝农勤耕的故事。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陶渊明“达则兼济天下”这样一种新形象。作为复现历史的小说，营造一种相对真实的历史氛围，是极其重要和必要的创作要求。这种氛围必须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既不是其他时代的，也不是其他作家笔下的同时代。只有在这种历史的独特氛围中展现的生活场景、人物性格、戏剧冲突，才能集中而完整地实现作者的创作主旨，小说《陶渊明》在这方面也体现了自己的特色。可见，创造出一个艺术真实的历史人物的文学形象，是可以超越所谓历史真实的。

在史料的运用上，小说《陶渊明》却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小说中有一段“虎溪三笑”的描述，这个故事，用明代思想家方以智在《通雅》中的话说就是：“佳话听之可。”也就是说，所谓“虎溪三笑”是后人的杜撰。现代学者汤用彤、任继愈等，也用严谨、科学的考证支持方氏之说。其实不用过多的考证，仅仅厘清年代关系就能说明问题。慧远圆寂时，陆修静仅仅是个十岁小孩，而他入庐山修道是在宋孝武帝刘骏大明五年（461年），是慧远大师去世45年后的事情。也就是说，慧远、陶渊明、陆修静三人虎溪旁相视一笑的场景，从历史真实的角度看，肯定属于无稽之谈。从小说内容上看，似乎对人物的塑造也于事无补。再如：王凝之在陶渊明面前口口声声称“五斗米道”，且代陶渊明交五斗米请其入道。世称的“五斗米道”就是天师道、正一道，据中国道教学泰斗卿希泰教授考证，所谓“交五斗米”只是天师道教祖张道陵创教初期为人治病时有时收取的治疗费，自东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张道陵到江西龙虎山后就没有收取，在天师道的典籍中从没有收米入教的记载和规定。另外“五斗米道”是外教对天师道带有蔑视性质的称呼，更不应该从王凝之口中说出。

陶渊明，这位世界文学史上的巨人，他的一生没有作出什么大恶大善的惊世之举，没有经历什么大风大浪的磨砺考验。除了文学和精神，他的一生并没有什么可供后人讴歌与颂扬的业绩。幼年丧父、中年丧妻、弟弟妹妹壮年撒手、老年乞讨糊口，将近十年时间颠沛流离运带驿马……陶渊明的人生苦吗？苦和甜是比较出来的，对于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陶渊明人生的这些经历可谓苦不堪言，但在1600多年前的东晋，他品尝的辛酸愁苦悲凉死离并不比同时代的芸芸众生多。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陶渊明的人生其实也就是一个比较平淡的人生。不平淡的是，当他面对骨肉亲人的离散，贫病交侵的折磨，“入仕”“归隐”的徘徊，“猛志逸四海”与“有志不获骋”的热血与无助的迷惘，特别是以不合时宜的“少无适俗韵”的性格却又“误落”“真风告逝”的“尘网”“三十年”的挣扎，在与这些人生苦难面对面遭遇的时候，陶渊明总会站在“道”的立场，不断地对自己的苦难历程进行冷峻的思考和追问，深入地展示他对社会与政治、人生与信仰、生命与人格的穿透和审视。更为重要的是，面对守道安贫还是委心苟全，当“道济馈以粱肉”时，陶渊明作出了义无反顾的“道胜无戚颜”的选择，从此“麾而去之”的形象，成为高标于中国文化史上“穷则独善其身”高洁人格的象征。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痛苦，苦难对于每一个生命，都是一种天经地义无法回避的存在。面对“古难全”的苦难事实，并不是每一个生命都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它，继而进行深刻的思索和追问。只有极少数人在思索和追问之余，能够用文字诠释这种苦难内在精神和事物的本质，陶渊明就是这种极少数人之一。他的心灵是痛苦的，他所有的诗文背面，他那些表现得与时代疏离与拒斥的行为背面，他像颜回一般“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追求理想人格傲视世俗的卑污“安贫乐道”的背面，以及“居常待其尽”貌似通达的背面，都隐含着沉痛的精神经验。

小说《陶渊明》为陶渊明诗文创设了创作情境。这些情境使一篇篇作品就像一颗颗精美绝伦的珍珠，通过一根似有形又似无形由陶渊明命运组成的有机的丝线串连起来，贯穿小说始终，组成一串引人注目的链条。这些由自然景物、事件、活动组成的“境”，即小说中的故事，构成了小说中陶渊明创作的源泉，同时也构成了陶渊明诗文创作的情感寄托和表达目标之所在。这种由客观的故事和主观的情思相倚相生浑然一体形成的艺术境界，更容易唤起阅读者的情感活动，使读者因客观世界激发出主观感情的心理敏感性更加强烈，更能体悟陶渊明人生阅历和内心世界。在小说中为主人公创设诗文创作情景，《红楼梦》《三国演义》中有不少先例，但没有一部小说作品像《陶渊明》这样贯穿始终，甚至可以看作推动《陶渊明》叙事的一条主线。在吴必胜创设的情景下阅读陶渊明作品，读者受到这些特定情境的触发，本来潜藏于大脑中的某种隐隐约约的思想感情，被唤起、释放、放大，从而获得新的阅读体验，也更有利于对陶渊明作品的理解。

（文章来源于掌中九江）

莫须有

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清流是要挨饿的，清流的妻子孩子也是要受罪的。但千金难买我愿意，就是这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