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注册
x
今年入夏，长江流域高温酷暑，山野大旱，往日苍茫浩莽的长江与鄱阳湖，有些江段水干见底，水位为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作为地处长江中游的九江，预示着大旱灾。 曾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的邓拓（1912—1966年），是人们熟知的革命家与学者。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25岁的邓拓，就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描述灾荒与救灾的《中国救荒史》。这部几十万字著作一开头，作者就说： “我国灾荒之多，世界罕有，就文献可考的记载来看，从公元前十八世纪，直到公元二十世纪的今日，将近四千年间，几乎无年无灾，也几乎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至称我国为‘饥荒的国度’”。 
这些灾荒，包括水灾、旱灾、风灾、冻灾、虫灾、地震、瘟疫、战乱……灾荒可分为因自然条件、气候变迁、地理环境、苛政与战争等诸种缘由引起的灾害。 从全国而言，较普遍的灾荒是水灾、旱灾与地震。 《中国救荒史》根据古籍的记载，告诉我们远古时代在神州大地发生的有记录的三种灾害： “当尧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洪水包围了山地与丘陵）”（《史记》）。 “尧禹有九年之水，汤（商）有七年之旱”（《汉书》）。
除了水、旱之灾，书中第一次记载了地震： “黄帝一百年地裂，帝陟（崩）”（《竹书纪年》）。 这部书还提到了九江的一次饥荒： “ (南梁)太清三年（549年）七月，九江大饥，人相食十四、五”。 据邓拓统计，在清代不足300年的时间内，我国发生的自然灾害多达1121次，其中旱灾201次，水灾192次，地震169次，雹灾131次，风灾97次，蝗灾93次，霜灾、雪灾74次；歉收造成饥荒90次、瘟疫74次…… 九江的灾荒 《中国救荒史》涵盖了全国的灾荒。中国幅员广阔，南北与东西地域跨度数千公里，地形地貌差异大，各个区域发生的灾害种类、程度、时间各不相同。要较详细了解九江地区发生的灾害，只能从地方史志中查找。 
地方史志始于唐末两宋，但因为朝廷一般对灾荒的记载不够重视，所以官修的史志对灾荒的记载常有疏漏。另外，今天的九江市所辖区域，宋代以后分属九江、南康与兴隆（南昌）三府，我们只能从九江府志、南康府志、德化县志、星子县志等史志残损的记载中，大体了解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灾害。由于古代史志编排不科学，将灾荒列入“祥异”一栏，与各种奇异事放在一起，这样，疏漏的历史也就更加多。笔者粗疏查阅史志，九江地区（不包括修水、武宁）清代以前发生的灾荒大致有： 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年）七月，九江大饥人相食；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年）六月，江州水溢二丈八尺；景德二年（1005年）大旱；天禧元年（1017年），大旱；元至大二年（1309年）江州水灾；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地震；十五年（1520年）九月暴风，龙开河小港、女儿港坏舟数百，溺死无算；嘉靖元年（1522年）大水，舟行入市。二十三年（1544年），大旱，人民半死；万历二年（1574年），水灾；十六年（1588年），大旱，升米一钱二分，死者枕籍载道；十八年（1590年）大旱兼瘟疫；四十年（1612年），大水。 清代大灾则有：顺治三年（1646）大旱，”米价涌贵，石（米）银六两，人民死者甚众”；四年（1647年），水灾；康熙元年（1662年）大旱百余日；二年（1663年）大水溃堤数处，禾黍尽没；十年（1676年）“五月不雨，至十二月始雪，泉涧 皆枯，道殣相望，民鬻子女者无算”， 知府委官“各庙、观煮粥全活老幼数万人”；连年虎灾；1676年-1686年连续十年旱灾；二十八年（1689年）旱灾；三十一年（1692年）大水；三十二年（1693年）夏大旱；三十三年（1694年）大水；四十七年（1708年）“夏洪秋旱，江南北设粥厂月余”；五十三年（1713年）虎灾；五十五年（1715年）大水；六十一年（1722年）“雨雹大如桃李”；雍正四年（1726年），大水；乾隆八年（1743年），大水，人民“掘土而食”；十一年（1746年）雹灾；二十九年（1764年），“大水历所未有”；三十二年（1767年）大水；三十三年（1768年）大雨雹兼风灾；三十四年（1769年）大水；三十五年（1770年），大水；三十六年（1771年）大旱，“塘堰俱干，居民淘井丈余无水”；四十三年（1778年大旱）；四十八年（1783年）大水；五十年（1785年）大旱，冬春荒“石米四两有奇”；五十三年（1788年）、五十七、五十八年（1792-1793年），均是大洪灾。 以上除了顺治朝短短的几年外，其余被史学家们赞为“康乾盛世”的123年，九江地区也有如此之多的水灾、旱灾、蝗灾、震灾、虎灾、瘟疫…… “康乾盛世”后的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更是各种大灾不断。地处长江中游的九江，更多的是饱受水旱之灾。 远古至两晋，长江较安祥，顶多 “涌溢为灾”（江水漫上河岸）。因为人口稀疏的长江两岸，有许多天然湖泊与洼地，水涨时节，这些大湖洼地便是调洪蓄洪的天然水库，故史载“长江唐、宋之前无大洪水”。
唐代以后，社会发展，经济重心南移，长江流域人口繁衍，移民的骤增使人们把目光投向大江两岸肥沃的洲滩，筑堤围垦……安祥流淌了数千年的长江开始发怒，冲决堤防，席卷堤外的田园村舍。随着围垦加剧，长江水患日趋严重，周期愈短，规模愈大。唐代长江水患平均十八年一次；宋、元时期，五、六年一次；明代与清代前期，洪灾每四年一次。到了清后期，长江洪水更为频繁。1870年长江大水被后世专家称为“千年一遇”，也有人说是大禹治水以来4000年中最大的洪灾，江汉平原一片汪洋，洞庭湖、鄱阳湖与长江连成一片，长江中下游城市无一幸免，死亡不计其数。 九江紧靠长江与鄱阳湖，水、旱之灾频发。洪水时一片汪洋，旱灾则赤地千里。除西部山区植被较好的武宁、修水一带，其它地区都饱受旱灾之苦。2004年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九江市志》称： “在近500年（1480-1980年）的干旱史料中，全市半数以上县市都出现过像1978年的长达3个月干旱年份，共18年……发生频率为4 %，平均25年一遇”。 大灾使生灵涂炭，尸横遍野，引发社会动荡，往往成为改朝换代的摧化剂与导火线。唐末的黄巢起义，元末的农民起义，明末的李自成起义，无不起于大灾荒。到了清代，道光朝更是水灾、旱灾、地震、蝗灾、瘟疫不断，继1843年的黄河大水后，1849年又是长江大洪，灾民遍地，接着爆发了1850年的太平天国大起义。后又是1870年的大水灾，大清王朝的灭亡于是开始了倒记时…… 救灾与防灾 为了救灾防灾，历代政府都采取了许多措施。但限于历史条件与科技水平，这些措施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有治标者，也不乏治本的决策，积极预防灾荒，但都难以制止灾害与抚慰大灾带来的巨大伤害。 每当灾情发生，各地均采取救济之策，如官府开粮仓救济灾民；动员富户与寺院、道观开设粥厂，救济饥民。一则史料记载：民国15年（1926年）大水灾后，九江在四码头一带设救济点，救济灾民。江北的灾民也大批涌向九江，每人发大米两升，馒头两个，那些天，救济点天天“人山人海”。 其二是灾后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让灾区百姓参加官府的各种工程，然后发放粮食当“工资”，解决灾后青黄不接时的饥荒。南宋朱熹当年修紫阳堤，以及后来官方修城墙、开挖池、渠，都采用这种方法，“以工代赈”，公私两利…… 同时，灾区地方长官向朝廷上书，要求减免当地税收。如朱熹在任南康知军期间，就上了不少请求朝廷减免税收的这折子。如他的《乞蠲减（juān jiǎn免征或减少）星子税钱状》、《与星子诸县议荒政书》、《乞截留米纲充军粮赈粜赈给状》。清初黄云师的《太守江公清蠲荒屯记》和文德冀的《九江太守江公赈荒碑记》、《太守江公蠲免两屯粮碑记》，介绍康熙十年大灾时九江知府江殷道请求减免税收和赈灾等一系列的措施。 
古代由于对自然的认识与控制能力薄弱，感到自然的支配力量特别强大，因而信奉上天支配万物。每逢大旱大涝，无能为力的人们往往举行隆重的祭天仪式，请求上天减免灾害。仪式一般由地方一把手撰文与主持，如朱熹的《广佑庙祈雨文》、《丰利侯庙祈雨文》、《卧龙潭送水文》等；明南康知府彭梦祖，也留下了《祀天妃文》、《祈晴告文》…… 在长期的农耕时代，农业是国家的基础，而水、旱灾则是农业最大的威胁。灾后人们为了生存，常常四处流亡。所以除了赈济救灾，减少灾后流亡，有眼光的政府官员主张广泛建立仓储，修造水利，开展林垦等。他们看到了重农的必要性，朱熹曾特地写了《劝农文》，要人们安心农桑。朱元璋更是颁发政令，将百姓固定在土地上。 明史记载： “太祖（朱元璋）尝加意重本抑末，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而商贾之家，只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 为了鼓励农桑，朱元璋还曾亲自示范，他耕田，皇后养蚕，以带动百姓重农。明以后的清代皇帝，也很重视亲自耕作，以鼓励人们务农。所以长期以来，在民间流传着一句俗语：“作田为大业，道路眼前光”。 为了稳定农业，历代王朝这些重农措施有效也有必要，但长期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则走向了错误的另一极端。除了自然灾害外，地处要冲的九江还曾饱受战乱之灾：太平时它是繁茂的商埠，战争时它又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冲……限于篇幅，此次无暇谈及这话题。 在灾难中崛起 “洪灾灾一线，旱灾一大片”。 紧邻全国第一大江的城市九江，洪灾比旱灾带给九江人的灾难更为可怕，因为洪水来得快，来得猛，让人猝不及防，无法招架。 史学家们统计，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中国发生过1029次大水灾，尸漂四野。但灾难并未打断中华文明的链条，与洪灾俱存的是一部宏伟的治洪史诗。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长江大洪水不断。1931年的洪水横扫四川以下诸省，武汉和它下游的沿江城市均被淹没，京广铁路中断100多天，死亡14.5万人。四年后的1935年，又是一次全江性大洪水，受灾面积6万平方公里，14.2万人死亡。 1954年的洪水号称“百年一遇”，洪水之大，汛期之长，超过1931年和1935年。鄱阳湖、洞庭湖堤垸尽决，京广铁路中断整整100天。洪水迅速包围武汉，幸亏在政府领导下，及时采取了扒口分洪的措施，使武汉人保住了自己的城池，但仍有3万余人死于洪水。不过比起历次的大洪水来，这个数字已经很小了。 一位水利专家说过： “中华民族的生存从来与治水紧密相联：治黄、治淮、治江；疏导、筑堤、分洪、滞洪……自大禹以来史不绝书。” 中国封建王朝漫长的历史上，治水成败与否往往关系到官员的升腾荣辱与身家性命。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红色政权还在国民党政权包围之中的时候，共产党人就显示了在治水上的能力。1932年上海的《申报》，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珍贵史料，这份史料称： 1932年，为了在水涨前抢修湖北新堤至监利段一截江堤，当时这段江堤位于“湘鄂苏区”内。要完成这一段江堤的抢修任务，湘鄂西区江岸“水利委员会”与“第七工赈局”商定： “凡筑堤民工，工资麦粮以及工人的管理分配，均归苏维埃政府全权处理。工赈局得派监工驻在监视，并负责接洽麦粮的运输及工资的 支给等事……”（双方）“共同组织监利堤工委员会，委员共产党三人，工赈局二人”。“共区因指挥统一，行动迅速，当开工时，预定三天中招工二万名，至第二天即满额。七区观音洲地面，因水流湍急，须抽水后方能筑堤，由共区政府组织妇女团担任抽水工作，复由七区技术员蒋祚唐、赵光国充任管理，秩序颇佳……”“共区筑堤，颇为努力”。“所得辄与士人平均分配，无营私舞弊之事” ……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经历无数次大灾大难的九江，不断在灾难中崛起。 1998年，长江发生了比1954年大得多的洪水，咆哮的江水在8月7日于江堤4、5号闸口之间，撕开了一道数十米宽的大缺口，汹涌的洪水立刻扑向几十万人口的九江城。 九江决口震惊了全国。为了制伏这世纪大洪，在党中央领导下，十几万解放军、武警官兵汇聚长江，展开了一场恢宏的抗洪大会战。 在很短的时间内，3.6万子弟兵奔赴九江，其中2.4万人在为封堵九江大堤4、5闸口的决口而战。在抗洪救灾的日子里，九江处处可见人民群众箪食壶浆慰问子弟兵的动人场景，军民共同谱写了一部抗洪抢险的壮丽诗篇。 九江决口的封堵成功振奋了全国。 这次历时13昼夜全部结束的堵口工程期间，共沉船10艘（包括被冲走的两艘），动用船只263艘、车辆200辆、大型机械设备25台、钢材80吨、土工布8400平方米、填筑土石12万立方、抛填粮食2700吨。参加堵口的主要力量有南京军区第一、第三十一集团军4个师12个团、武警8710部队和省武警总队共2万4千人。 经历1998年大洪后的九江，新修的长江大堤坚挺、大气，堤后的城池也更加繁华、昌盛、宜居。 1949年以后，各地兴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这些工程为抵御旱涝之灾，起了关键作用。 面对今年的旷世大旱，历经过无数大灾的九江人民，一定能战胜旱魃（bá），迎来她本有的“杏花、春雨、江南”的诗意境界。 2022.9.20 景玉川
| 
| 本站法律顾问：易胜华律师|手机版|小黑屋| 尚庐山（原星子网）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12-4 09:07:16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发表于 2022-12-4 21:1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