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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兮归来——九江城市精神探源
作者:吴剑文
如果你上网搜索九江,也许会产生如下印象:右邻鄱湖,左连洞庭,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京九铁路与长江水道在此交汇,便利的水陆交通促进了经济、文化发展,使享有“三江之口,七省通衢”的九江成为天下“眉目之地”,一度为商业、军事重镇及文化交流中心。名山匡庐坐落九江城外,吸引了历代名流高士、真人大德在此驻足,留下东林寺、烟水亭、浔阳楼、白鹿洞书院供后人瞻仰。境内鄱湖水域是中国最早的渔业基地,世界最大的候鸟越冬栖息地,每逢冬春之际,约有两百多种鹤类珍禽在此翔集,蔚为壮观。
但如果你与朋友谈及九江人,没准印象会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九江人长于讽刺、短于做事,精明世故但却不敢为天下先。一件事可以批评得体无完肤,但拿不出创造性的意见和建议。夸夸其谈,其实半桶水。视野狭窄,小市民风气浓厚,自我感觉良好,落后而不自知。不团结,擅窝里斗。没有文化底蕴,好麻将棋牌,时间荒废于无意义的休闲游戏。
笔者便是九江人,竟两次遇到与籍贯相关的尴尬。原所在单位某高校年终聚餐时,酒桌上领导如是说:“你不像九江人。”后有一位忘年交的师长为我撰文,竟也如此写道:“你可以说他是江西任何地方的人,但不像是九江人。”当时我不明其中缘故,惶惑不已,直到一个异地好友悄悄对我言:“外面都认为,九江人很坏”,才恍然大悟:原来,领导、师长、好友都是赞赏我,为我好,才从九江人中将我除名。但我并非从外地迁居九江,不能变更祖籍,弄得长久以来人问籍贯,我都理不直气不壮地小声嗫嚅,仿佛盗窃而被当场捉拿的小偷。
九江历史之久,风景之美,文化之胜,令人观止。但当代九江人名声之不佳,又令我难堪。俗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但九江山清水秀,按理应该“良民大大的有”,为何却事与愿违,孕育出现在的“谤满天下”?九江人为何成了精明懒散的代言人?两千多年的九江人,难道一直便是这副模样?要想还九江人一个真面目,找出真正的九江城市精神,笔者只能上征古史,试图揭开九江两千多年的精神流变。
上古时代,九黎与轩辕为中国两大部落联盟,即今日所谓炎黄二族。两族为争部落联盟首领之位,发动战争,历史记载为“黄帝与炎帝战于涿鹿之野”。炎族战败,部落部分融入黄族,便是今日“炎黄子孙”的来源。九黎余部“蚩尤”、“三苗”等尚未臣服。为了统战已臣服的九黎部落,有利“民族团结”,于是“官家”史书改写为“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
九黎余部三苗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和彭蠡湖(今江西鄱阳湖)之间,即今九江一带。尧继位时,三苗不服,尧发兵征讨,作战于丹水,三苗败,尧遂将臣服的部分“三苗”之民流徙到西北的三危山(今敦煌附近)。舜代尧为部落联盟首领后,三苗仍不服,舜乃整军振旅,征讨三苗,三苗败。禹继位时,三苗又不服,禹与三苗进行了一场历时七十天的大战,三苗大败,余部南迁,从此衰微。此后,史籍中再不见三苗的活动。
神话传说通常是某个地域的集体无意识写照,正如梦境里蛰伏着做梦人的下意识。九江人最为本真的形象,正是镌刻在这些由神话传说提供的历史记忆里。这种精神传统不见经传,不见诸二十四史,更不可能在各种演义中读到,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细节,都展现出了九江人最为本真的精神气质,那就是不向君王臣服、不向权力低头的自由精神。这种自由精神,仿佛《山海经》中的夸父追日、刑天舞戚、精卫填海,是杨朱“无君”思想的精神源头,是美国独立革命领袖巴德里克·亨利“不自由,毋宁死”的中国版本。与现代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相异,那时的九江人深知“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用武装起义喊出了追求自由精神的时代最强声。
三苗迁徙衰微之后,九江自由精神消隐难寻。直到晋人南渡,将道家和佛教思想带到江南,自由精神才因此复兴。代表人物便是佛教净土宗始祖、庐山东林寺慧远大师和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九江诗人陶渊明。
慧远大师虽非九江人,但其长期主持庐山东林,道风日盛,德行感召,各方名僧雅士不期而至。刘遗民、周续之、雷次宗、宗炳、谢灵运等一时俊杰,都慕名而来。时太尉桓玄欲令沙门(僧人)一律应礼敬王者,致书慧远,征询意见。慧远提出异议,并撰《沙门不敬王者论》,认为出家修行的沙门应高尚其事,不以世法为准则,不敬王侯,从而化导世俗。这篇文章,不啻将中国佛教从帝制权力中搭救上岸的福音书,维护了宗教信仰的高尚与纯洁。而信仰道家哲学的隐逸诗人陶渊明,更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躬耕南野,自食其力,成为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精神的楷模。一僧一俗之人格操守,让后世企羡千余年。
其后唐宋元明清五代,君主专制日渐加强。慧远、陶渊明遗风,渐趋黯淡。直至晚清民国,西学东渐,自由民主之风吹遍神州大地,在吸收了现代西方民主思想之后,九江自由精神二次复兴。新闻报刊作为现代社会最有力的舆论监督力量,成为追求自由民主之中国人的首选武器。九江仿佛与专制天生格格不入,在晚清民国时代诞生了两位名动一时的新闻界人士:黄远生和徐宝璜。
徐宝璜是最先在中国开设新闻学课程的大学教授,被誉为“新闻教育界第一位大师”和“新闻学界开山祖”。他主张报纸应具有独立的社会地位,提倡道德,开启民智,代表国民向政府提出建议和要求。而黄远生则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他以自创的“远生通讯”对当时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重要人物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陆征祥、熊希龄、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案、袁内阁两次倒台、“二十一条”、唐绍仪下野等。他的报道“对民国初年政局的黑暗和新官僚们的丑态,作了忠实的记录和辛辣的嘲讽”,将真相告白于天下。并因对政治领袖的客观批评而被领袖派人刺杀。黄远生的死仿佛预告了自由民主的厄运,随着新闻管制日趋加强,自由再度黯淡沉潜。
从三苗到慧远陶渊明,再到黄远生徐宝璜,三起三落,这便是九江城市精神的发展史。他们在历史风暴中谱写了一曲自由灵魂的交响。九江不仅是风景秀美的名城,更是自由精神的圣地。探源九江城市精神,并非挖掘一些历史名人的陈年往事,而是对两千多年历史风尘中自由的“九江魂”所进行的文化考古。当代九江人的缺点,如精明世故、长于讽刺、休闲懒散等等,只是在帝制时代认清专制面目的清醒头脑、对专制进行反抗的批判精神、与专制不合作的独立姿态等等的伪形和恶性发展。若能坚定信仰,良性发展,便是“三苗——慧远陶渊明——黄远生徐宝璜”的自由精神复苏;若无人格操守,恶性发展,便是精明世故、讽刺懒散的现代泼皮。
如今已为共和时代,市民社会日渐发展壮大,正需持独立自由立场的批评者为民喉舌,完善社会监督体制。九江人的这种性格,最适合从事现代舆论批评工作。荣膺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和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震动全国的“三鹿奶粉”揭黑报道者,九江人简光洲,便是自由精神在当代九江人身上复苏之一例。值此辛亥革命百年之际,谨以本文祭奠传承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九江先贤,致敬辛亥前后投身报界、为民喉舌的九江后贤,寄望自由精神重新引领九江人民精神超拔,接通沉潜两千多年的历史底气,开创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黄金时代。
来源:大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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