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居南康（星子）落星湾刘氏父子

蚂蚁

庐山南麓星子城东落星湾之上，有一条不大的山涧，谓冰玉涧，其得名缘自北宋一位在此隐居的高士———刘凝之。
         
      庐山的山林泉石间，历代不乏隐居求志者，其从隐原因和隐逸类型纷繁多样，不一而足。像陶渊明那样，以人格之高标为人景仰的真隐士在庐山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刘凝之与陶渊明虽名望相去甚远，但他也是以其人格收获了同时代一流人物如欧阳修、黄庭坚、苏辙等人的敬佩与赞美，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怪圈，即它所倡导的人格恰恰是现实中最易碰壁和受伤的人格。儒家文化要求君子为人方正，有节操、有原则、不苟且，故有称其为方型人格。方型人格在与现实的屡屡冲撞磨擦中，总是被逐渐打磨成所谓“内方外圆”型人格。事实上，在外力的强大作用下，“内方”的定力是少有人能把持得住的，因为“外圆”遵循的是适者生存的法则，“内方”就不得不时常作出让步、妥协、就范，从而成为一种名义上的存在与精神安慰。这是一场向着圆滑、乖巧逐渐演变的整体趋势，其结果是：富于刚性的方型人格成为珍稀品种。刘凝之及其子刘恕便是这种方型人格的标本。
         
      刘凝之，名涣，宋筠州（今江西高安）人。进士及第后曾任颍上令，因为人刚直，不善逢迎，不按潜规则出牌，屡屡得罪上司，又不肯学乖一点，终于在四十岁那年，弃官而去，来到了庐山。在庐山脚下的落星湾买了田，在山涧旁筑起了隐居之庐，这一隐便是四十多年，终老归葬于此。
         
      不妨来看看同时代名人对他的赞美。欧阳修与刘凝之是同榜进士，亦为好友，二人阔别多年后，欧阳修在送母归葬故乡的途中，来到落星湾拜访老友，并写了一首《庐山高歌赠刘凝之》的歌行体长诗，以庐山的高峻峥嵘来比喻刘凝之精神的崇高，结尾两句“丈夫壮节似君少，嗟我欲说安得巨笔如长杠”，表达了由衷的钦佩和感叹。

      凝之的堂屋被人称作冰玉堂，有一篇《冰玉堂记》记录了苏辙的一句叹语，“苏子由尝见凝之，出而叹曰：‘凛乎！非今世之士也。’”凛，即冰清玉刚之谓。
         
      黄庭坚写了一首《拜刘凝之画像》：
         
          弃官清颍尾，买田落星湾。
          身在菰蒲中，名满天地间。
          谁能四十年，保此清静退。
          往来涧谷中，神光射牛背。
          赞美之情也是溢于言表。
         
      朱熹在南康军任上，四处寻访先贤遗迹，在寻访到刘凝之墓后，因见其芜没于荆棘之中，便亲自筹款命人加以修复，并在其墓侧修了一座亭，以欧阳修诗中的“壮节”二字命名，亲自题写了壮节亭三字。
         
      然而事情的微妙之处在于，对壮节赞归赞，从隐而独善其身则费思量，毕竟士大夫还是要以“济天下”为人生之目标和要务的。你看，性格上肖似其父的刘恕却走通了仕途，而且并没有磨掉其棱角，也许是较为特殊的境遇和运气使然。
         
      刘恕，字道原，小时候聪慧过人，看书过目即可成诵。十三岁那年，刘恕想参加皇帝在宫廷举行的诏试，从别人那里借来《汉书》、《唐书》，看了一个月就归还了。他以与其年龄不相称的博识、机敏引起了丞相晏殊的重视。晏殊学养深厚、才气过人，在当时文坛一度被视为盟主。一日，经人引荐，一位少年登门拜见，居然以时事中的一些敏感问题来请教晏殊。这使晏殊深感惊异。简略的解答激起了对方步步深入的追问，使晏殊穷于应对。这给了晏殊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刘恕在钜鹿任地方官时，晏殊把他召到府中，以厚礼相待，让他讲述《春秋》，晏殊亲自率领官属前往听讲。
         
      刘恕不到二十岁就被举为进士，当时朝廷有诏令，能讲解经书义理的另外奏上名字，应诏者才几十人。刘恕用《春秋》、《礼记》应对，先列二经的注疏，其次援引先儒对经理解的异同，最后以自己的看法下结论，一共二十问，都是这样应对，主考官对他的才能表示惊异，选他为第一名。其它的文章也列入高等，然而廷试没有达到标准，再下去参加国子试讲经，又举为第一，于是赐进士及第。
         
      刘恕史学上的卓越能力，使他在《资治通鉴》的编撰中大显身手。刘恕三十五岁时第一个被司马光推荐，参与编撰《通鉴》工作，成为司马光最为得力的助手。全书义例的制定大多采用刘恕的意见，凡是纷繁芜杂，难以审治的史实，都由他来处理。他负责了《通鉴》中魏晋南北朝至隋以及唐五代历史人物中他人难以胜任的部分的起草工作。此外，刘恕还另著《通鉴外记》和《五代十国纪库》。《外记》尚存，它采撷了太古以来至周威烈王时不见于《左传》和《史记》的史事。
         
      刘恕显然继承了老爹的刚直风骨，一样的不计利害，直言敢当。王安石和刘恕有旧交情，想推荐他置三司条例。刘恕以不熟悉钱财谷物为推辞的理由，而且借此机会说，天子现在把国家大政交给王安石，应当恢弘张扬尧舜之道以此辅佐圣明君主，不该把牟利放在首位。接着，刘恕对王安石的变法发表了一通异议，当面逐条地陈述此变更的法令不符合众人的心意，最后竟出言劝王安石恢复旧法，改正其过失。在史书的记载中，王安石的脸此时变得铁青，而刘恕仍无惧色，甚至于有时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讲王安石的过失无所回避。这使王安石无法忍受，终于导致了二人断绝往来。
         
      这里且不论王安石所变之法的是非得失，那是历史学家们争论的话题。就说以王安石的名望和当时的权势，许多人开始不同意王安石，然而最终还得依附他，或当面称赞王而背后诋毁他，嘴上顺从心里却不以为然。凡此种种，透过一个具体人事的横断面，向我们昭示了政治漩涡下，复杂人际关系中的微妙心态与生存法则。不过呢，王安石到底是个君子，事后并没有出阴招或做小鞋给刘恕穿。这也算是刘恕的一种运气。
         
      刘恕对人有严的一面，但同时他责已也切。《扪虱新话》中提到，刘道原每每自责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堪称古典式自我批评的一大样板。且引几条：“二十失”———佻易辨急，遇事辄发；狷介刚直，忿不思难；说古非今，不达时变；疑滞少断，劳而无功……“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谋而疏阔；剧谈而不辨；慎密而漏言；尚风义而龌龊；乐善而不能行……比之于当今流行的“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刘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不失为一番有趣对照。
         
      有道是无欲则刚，清廉与刚直常相伴而行。《宋史》说刘恕家素来贫穷，看来属于不知如何搞外快、弄灰色收入的那一类官。《宋史》上记载了这么一件小事：有一年，刘恕从洛阳司马光处回南方，正值隆冬，刘恕穿得很单薄，所带的银两不足，置不起寒衣。司马光把衣袜和褥垫等送给他，推辞再三推不掉，刘恕勉强接受了离别而去。走到颍地，就将司马光的馈赠都包好，托人转交奉还。律已不放过细枝末节，这也是重原则的方型人格特征之一。
         
      刘恕以亲老为由，向朝廷请求到南康（星子）任职，以就近赡养老人，朝廷批准了。让他在任上继续编撰《通鉴》工作。不久，刘恕因病先其父而逝，时年四十七岁。葬于冰玉涧附近的山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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