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香一瓣觅陶公！——陶渊明故里寻踪
陶渊明（365—427年），字元亮，亦名潜，卒后谥靖节先生。东晋时期伟大的诗人和散文作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中国田园诗之祖，江西十大名人之首，为了纪念他，南昌还有条“渊明路”。昭明太子萧统云：“渊明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大诗人李白吟道：“何日到栗里，一见平生亲”，“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豪放的东坡先生也说：“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认为陶公之诗的成就超过曹植、刘桢、鲍照、谢眺，甚至优于李白杜甫。鲁迅先生更言：“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郭沫若先生说：“中国有诗人，当推屈与陶”，“屈”指屈原，“陶”即陶渊明；而朱自清先生则说：“中国诗人里影响最大的似乎是陶渊明、杜甫、苏轼三家”。诗人毛泽东亦曾吟咏道：“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陶渊明的诗文还曾引起世界文化巨匠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的悠然神往，被译为十几国文字广为流传。陶渊明一生写下了《五柳先生传》、《感士不遇赋》、《归园田居》、《桃花源诗并记》、《饮酒》等脍炙人口的诗文约130余篇，对中国的文学与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在中华民族的人格塑造、心理情感、处世哲学等方面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所以，大史学家陈寅恪说：“渊明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梁启超先生曾撰有《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说：“我们国里头四川和江西两省，向来是产生大文学家的所在。陶渊明便是代表江西文学第一个人。”此“第一个人”，不仅指陶公生于公元365年，距今已有1600余年，是江西第一个大文学家；而且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又是以“隐逸诗之宗”、“田园诗之祖”而奠定其崇高地位的，故而可称“第一个人”。
我们何不放下手头的琐事，“舟摇摇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或车或船，在长江边、鄱湖滨、庐山麓、耶溪旁寻一寻渊明先生之遗踪？在诗人生活过的那些充满自然风光、人文遗迹的地方，也许我们可以触摸诗人的心扉，掬一瓣心香遥献给天国的诗魂。
猛志逸四海，抚剑独行游
一提陶公，人们油然而生的印象是：隐者，飘逸之人，在田野茅屋饮酒赋诗的高洁之士。其实不尽然，陶渊明年轻之时，也是一个血气方刚之士，这与其家世渊源有关。
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出身贫寒，母亲日夜纺织以供其读书。一日，陶侃有友至家，无物招待，母亲便剪下头上青丝，换米置酒，斫房柱当柴烧，剁床席做马料，毁家破产以尽待客之心。客人不好意思，尽力举荐，陶侃于是得以被派往浔阳任县衙小吏，专管捕鱼事务。得此便利，他腌了一罐糟鱼，托人捎回去，以报母恩于万一。不料，那罐糟鱼被陶母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并附有一信云：你为官，利用职权送物给我，这不但不能让我欢喜，实在是我的忧虑啊！陶侃非常惭愧，愈加奋发。后以军功升刺史，最后做到了长沙郡公。他勤奋政事，恭敬好礼，常说：圣人大禹，且珍惜光阴，我们凡人当更加努力，不要浪费时光。生若无益于百姓，死则无扬名于后世，那就是自弃也。他在广州做刺史时，甚至一日搬百砖，以励志勤力。后人评论他“机神明鉴似魏武（曹操），忠顺勤劳似孔明”。陶渊明曾写有《命子》诗，赞其曾祖父是“桓桓长沙”，而且“功遂辞归，临宠不忒”，一赞其功业非凡，一赞其获皇帝之宠而毫不迷惑矜骄，功遂身退。
陶渊明还为他的外祖父、做过征西大将军桓温长史的孟嘉写过一篇传，内云：孟从不苟合于世俗，亦无喜怒之容，从容不迫，坦坦荡荡。性好酒，饮之再多亦不乱，而喝至微醺之际，“融然远寄，傍若无人。”大将军桓温曾问他：酒有何好，而君如此嗜之？孟笑答：您不知酒中之妙呵！桓温又说：平日里看表演，听弦乐不如听管乐，听管乐不如听曲。孟嘉大笑云：是啊，这就是渐渐地*近自然了。
有如此功勋卓著的曾祖父，为其后人的渊明能不奋发努力吗？又有如此潇洒倜傥的外祖父，渊明能不成为飘逸高洁之士吗？而渊明之父则是个仁德慈爱，虚止恬淡的人。他亦曾入仕，但得官不喜，失官不悲，是个豁达大度的人。不过他去世很早，家道迅速中落，所以，渊明说自己：“少而贫苦”，常常是缺吃少喝，冬天里还穿着葛布单衣。但诗人早慧，“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说对年轻的陶渊明应该有相当的影响。所以，他怀着“大济苍生”的理想，志在四方，乐观奋发，是一个热血青年。
公元383年，陶渊明19岁时，适逢著名的“淝水之战”。前秦苻坚率87万大军，号称百万，声称“投鞭可以断流”，试图一战灭亡东晋。晋大将谢玄领八万兵御敌，一举打败了对手，并乘势收复了徐、兖等六州。大约就在此时，年轻的渊明仗剑独游西北，多少年以后，他追忆这段经历的诗篇仍令人血脉偾张：“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无论是他身在江南，胸怀西北的悠远之想；还是凭一股冲天豪气行游四方，皆让我们体味到陶渊明少时受到儒学入世治国及拯斯民于水火观念的深刻影响。可见，渊明性格上并非完全的隐逸，至少在青少年时不是如此的。
不过生于江南水乡的他，秀山丽水环绕四旁，长江之滨，田园风光，加之老子庄子崇自然，尚无为的哲理，以及《诗经》、《楚辞》等的奇诡幻想，都给“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以极大的陶冶。他曾回忆道：我在年幼之时，学习琴艺诗书，喜欢的是清闲幽静，读书一有所获，便高兴得废寝忘食。每当看到树木层阴迭翠，鸟儿宛啭啼鸣的情景，就欢欣喜悦。五六月里，北窗下，躺卧，一临清爽的凉风，这是何等的痛快，真感觉到自己是生活在伏羲时代的古人了。可见，渊明又是一任真情流露、性喜与自然大化融化一体的人。(作者：郑晓江)
来源：庐山山南网 一儒一道，一仕一隐，一奋发一飘逸，在陶公青年时代便已形成，且随着年龄的增大，陶公归隐之情结日益突显。不过，无论仕还是隐，陶公之酒名当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好友颜延之在《靖节征士诔》中称他“心好异书，性乐酒德”，而萧统在《陶渊明集》中更言：“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陶公自己也承认：“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在他的名篇《归去来兮辞》中，他言自己出任彭泽令的原因是：彭泽这个地方离家仅百里，供俸禄的田足以为酿酒之用，所以，他才求叔父举荐之。一到任，便让家中把公田全部种上可酿酒的“秫”，但妻子考虑到吃饭问题，要求种“粳”。最后，夫妇达成妥协：各种一半，既不使家人饥馁，又能常让陶公一醉方休。
江州刺史王弘很想结识大名鼎鼎的诗人，但却无缘一见，心生一计，让陶公好友庞通出面。某日，打听到陶公将去庐山，半道备酒相候。陶公适有脚疾，乘一篮舆飘然而至，见友人，先一喜；嗅好酒，再一喜，坐下便饮。王弘后到，见他们未等自己这个堂堂官员，就旁若无人地喝上了，心想：高洁之士果然不同凡响。他不以为忤，欣然加入豪饮之列，与之一醉方休。
其时，慧远大和尚修禅于庐山东林寺，与诸方信徒士绅123人结为白莲社，宣扬只要念佛持禅，不出家也可“成佛”。慧远恳请陶公也加入白莲社，渊明回信说：吾嗜酒如命，法师您若准我饮，便可考虑。佛门何能饮酒？不过慧远和尚也没有办法，破例应允陶公所请。渊明去后，未及一言，便皱着眉头走了。陶公原来是不信来生可“成佛”的人。
陶公性嗜酒，且酒德几无人可及。无论贵者*者上门，家中若有酒，陶公必定尽其所有搬出待客。饮宴中，陶公往往先醉，直告曰：我已醉之，想去一眠，您请自便，“其真率如此”。当酒酿熟时，陶公往往等不及，扯下头上的葛巾漉去酒糟，端起豪饮不止，而漉酒葛巾再戴回头上，其洒脱如此！
后陶公家贫，常不得饮。亲朋故旧有时置酒相请，陶公总是欣喜而至， 至则痛饮，“期在必醉，既醉而退”。好友颜延之赴官途中，过浔阳，终日与陶公畅饮，且每饮必醉方休，而刺史王弘也想与延颜之相接交，整天请他皆不至。颜延之去时留下钱“二万”济陶公之家用，渊明全部预付给酒家为酒资，每次买酒就从中扣除。
在垂暮之年，陶公撰《拟挽歌辞》，内不无感慨地说：“千秋万代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千秋万代的荣辱皆无足道哉，饮酒不得足倒是陶公的最大憾事。这是何等的洒脱，何等的真情毕露？
不过，陶公那里料到，其诗文之名与其酒名皆已载之史册，永垂不朽矣！
“性本爱丘山”、嗜酒如命、个性孤介的陶渊明在29岁时，毅然出仕了，前后约有十三年之久。他为的是“大济苍生”？为的是“补贴家用”？抑或“有酒可醉”？就不必多赘述了。
陶公入仕，初只当了个州祭酒，掌管教化事宜。不久他便“不堪吏职”，“志意多所耻”，因受不了官场束缚而辞官返乡。后来州里召他当管文书簿籍的主簿，他坚决地辞谢了。大约在渊明36岁时，他第二次出仕，在桓玄的手下任一无足轻重的小官。其间，他曾因公到东晋京都建康（今南京）办事，归途中，受风雨阻隔，停滞于鄱阳湖畔，遥望家乡，心急如焚，于是，写下了著名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
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强烈的思母恋乡之情，焦灼着诗人的心胸，使他发出感叹：何不辞去官场之事，纵心于园林山水，以快己志呢？不久，他真的辞官回乡了。
公元404年，陶渊明已40岁了，他“大济苍生”的理念又占了上风，离家做了刘裕的参军。他不甘心于“四十无闻”，希望能驾宝车，策名马，不远千里去发挥自己的才能。可很快的，陶公就发出了“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的叹息。离职后，陶渊明当上了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仅年余，他又感叹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大约在公元405年的秋天，陶渊明当了彭泽县令。萧统的《陶渊明传》对这段历史记载甚详。
渊明为彭泽令的动机是想为其隐居生活准备物质的条件，亦即归田园后有饭可食，尤其重要的是有酒可饮。他至官衙，不带亲属，曾遣一仆人至家，以为斫柴担水的劳动力，并嘱家人要善待之。一日，郡中颇有权势的督邮到，老吏提醒渊明，要束腰带恭敬见之。渊明慨然叹曰：“吾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官去职，赋《归去来兮辞》，回归故里。
于是，我们便有了这千古传颂的名篇：“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摇摇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诗人去官乘船返归，急不可耐。回家后，稚子踊跃，松菊含笑，酒已斟满，情意盎然。
诗人深悔出仕皆因“口腹”之欲，自己“质性自然”，怎耐官场俗气？所以，诗人决定从今以后寄身于天地之间，追求富贵非其愿，仙境不老亦不可即。只盼在好天气时可以独自悠游，放下手杖培苗耕地；登上东边的高岗放声长啸，对着清清的流水而诵诗。陶公至此，准备顺应自然的变化，了此一生，乐天安命，夫复何言。
这样，官场少了一个县令，而中国历史却因此多了一个千古不朽的伟大诗人。大儒朱熹感叹道：“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是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
我们何不上路，去一睹陶公如诗如画的故乡呢？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渊明故里，向有多种说法，无一定论。有人认为在楚城乡柴桑山鹿子坂（今九江县荆林街鹿子坂），有人说在星子县的玉京山，还有人指出在星子温泉的栗里陶村，又有先生证明，渊明“始家宜丰”，后徙柴桑。还有学者坚持认为陶渊明的祖居在今九江市西十五里之白鹤乡。千百年来，争讼纷纭，于今尤烈。我们不想辨是非，只想到星子县走一走。
车出南昌城，北行星子县，再西驰五里余，就来到了玉京山。《星子县志》有云：“玉京山，在县西七里，根连庐山。山疏：山当大湖滨，一峰苍秀，彭蠡东西数百里，云山烟水，浩渺萦带，皆列几席前，奇绝不可名状。晋陶潜家于其下，诗云‘畴昔上京’指此。”我们下车，沿一土道而行。旁一大川，已乏水流，细沙鹅卵石毕露，但却有群群白鹭在蓝天白云间翻飞。据说，这里就是一千五百多年前（412年），陶公与友人同游之斜川。诗人当年写道：“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我们也登上诗人当时上过的磨岭，又称东告岭。徐新杰先生认为：东告岭实为在渊明诗中出现之“东皋”的变音。定睛观此山，山不高，翠草丛丛，新树透绿，山石峥嵘。
立于岭上，前眺鄱湖万顷碧波，后望良田平展，稻浪翻滚，村落棋布，农人点点。诗人有“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的咏叹，莫不即指此地？在那烟波浩渺的水天之际，一峰突兀，似中流砥柱，它莫非就是诗人所云“傍无依接，独秀中皋”的“曾城”落星石？我们不禁吟颂陶公的名诗《归田园居》之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平平常常的农耕生活，在陶公的笔下，顿时显得清新可人，平和静谧，悠闲自得，令人神往之。
唐代大诗人李白，心仪陶公，曾有诗云：“何日到栗里，一见平生亲”；“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后来，李白遭*臣所陷害，被迫离开长安，携妻远游。诗人何之？当然要去陶公旧地。李白来到渊明的故乡之地，结庐隐居，过了一段悠闲自在的“朝耕白云暮种竹，日观山色夜炼丹”的生活。
越数百年，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元丰年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黄州。生活艰苦异常，每当身心不适，便取陶诗一读，寻求精神的寄托。而且，每天只敢取一诗读之，唯恐读完就“无以自遣耳”。黄州与陶公故里只一江之隔，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苏轼离开黄州时，曾游览庐山。也不知到过陶公家乡否？十余年后（1098）苏东坡贬琼州，曾与儿子苏过仿陶公当年的斜川之游，并赋诗一首云：“谪居澹无事，何异老且休。虽过靖节年，未失斜川游。春江绿水波，人卧船自流。我本无所适，汛汛随鸣鸥。中流遇伏泪，舍舟写曾邱。有口可与饮，何历逢我俦。过子诗似翁，我唱儿亦酬。未知陶彭泽，颇有此乐乎？……”
清嘉庆时学者曹龙树，曾亲访星子斜川，并写《陶潜故居辨》。他按《庐山志》的记载，访到玉京山麓。农人指山窠一蔡姓村说：这即传说中的陶公旧宅。他仔细一瞧：“宅东背山皋，望郡城在迩。西面田畴，一川屈曲，春夏可进小船。溪外蠡湖，落星独秀，湖南有沙阜。余曰信矣……土人又左指石壁上，有陶公遗迹。
余登而摹之，得日影斜川四大字，旁数小字凋残不可辨。俯视溪中，水光犹照人面目”。我们亦寻觅到这块大石，左看右瞧，不仅“日影斜川”四字不可得，全部的字迹都已无存，只依稀留有一些字迹的凹痕，凝聚着千百年的历史尘埃。
1986年7月，陶渊明研究座谈会在庐山秀峰召开，来自13个省市的陶学专家乘船驶过渊明诗中赞为“洋洋平津”的鄱阳湖，观赏湖中的落星石，北京大学的王瑶教授击掌赞叹不已。众人在水中观陶公故里，“绿水那边，青山隐隐，远村暧暧……好一幅淡墨山水画！”专家们弃船登车，到斜川，登东皋，看石刻，眺良田。今古交融，神会陶公，这些满腹陶学的学者不禁忘情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起来。
我们缓缓下山，一步三回首。想诗人安贫乐道、躬耕自资，居此田园，有舟船之便，有鱼虾之鲜，当然，更有美酒的香醇、乡民的浓浓亲情、田野风光的美丽，在外怎不常常思念故乡？怎不性好山水，并最终远离官场，回归田园？
车行片刻，我们来到著名的“醉石”。此地离星子县城约有三十里，下有栗里陶村，据说是陶渊明上京故里失火后的迁居之地。
庐山汉阳峰下，有一大山谷，虎爪崖下有一条醉涧，清水潺潺，绿树环抱。涧中有一长方形巨石，高宽约2米，长有4米，上足可坐十余人。相传，陶公常在此把酒赏菊，醉后便卧在石上。我们攀援而上，石上碑刻累累，约有七八处之多，最引人注目的是落款为朱熹的“归去来馆”四个大字。另有明代郭波澄题诗一首历历在目，诗云：“渊明醉此石，石亦醉渊明。千载无人会，山高风月清。石上醉痕在，石下醒泉深。泉石晋时有，悠悠知我心。五柳今何处？孤松还独青。若非当日醉，尘梦几人醒。”我们读后，皆赞叹不已，其诗既把
渊明之醉表现得淋漓尽致，又巧妙地把渊明的艺术成就显现出来，真是绝妙好诗。石上还有一耳形的凹痕和吐痕，相传为陶公遗物，我们兴味盎然地躺下，以耳对石痕，吐痕还真的就在近旁，若醉后一吐，恰遗其中，真是巧夺天工。
山涧旁正在重修濯缨池，池畔亦有石刻若干。大儒朱熹知南康军时，曾多次游醉石，怀念陶公，引发无限感慨。于是，拨款建“归去来馆于其侧”。后朱子在劝农事的途中，常驻足于醉石，俯仰林泉，饮酒赋诗，亦一时之胜，一时之乐。其诗曰：“予生千载后，尚友千载前。每寻《高士传》，独叹渊明贤。及此逢醉石，谓言公所眠。况复岩壑古，缥缈藏风烟。仰看乔木阴，俯听横飞泉。景物自清绝，优游可忘年。结庐倚苍峭，举觞酹潺爰。临风一长啸，辞以归来篇。”朱子此时正在仕途上得意，却亦向往着山水田园举酒一醉的生活，且对渊明之推崇可谓无以复加矣。
我们沿着醉涧迤逦而行，不远处一座古桥映入眼帘，它就是柴桑桥。此桥原以清风名之，明代御史李循之更名柴桑。三棵巨大的古樟立于桥头，绿荫遮天蔽日。古涧中清流缓缓而淌，几只老牛在水边反刍，青青绿草和藓苔把老桥环抱，几个村姑正埋头洗衣，用杵子将衣服捶得嗵嗵地响。桥由几根巨大的麻石跨涧而建，不事修饰，却韵味盎然。
我们走过古桥，一步一步进入了栗里陶村。诗人称此为“南村”，和刘子骥等一些隐士们常常诗书往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又在风和日丽、稻熟菊盛、佳酿新出之时，与二三好友，悠游林泉山谷，并“登高赋新诗，有酒斟酌之”。
我们缓步而行，希望能接一点陶公的仙气，那种飘逸高洁，醉心山水，农耕不辍的风度。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被贬谪为江州司马，他于元和十一年（816年）访渊明故里，他吟咏道：“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又写下了《访陶公旧宅诗》：“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不见篱下菊，但余墟里烟。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次年，他果然在庐山香炉峰北、遗爱寺南的一片幽静之地结草堂隐居。真是与陶公心意相通，神接千年啊！
村内静悄悄，鸡豕狗牛悠悠散步，空气中混合着稻草炊烟牛粪的气息。我们找到了在族谱世系中排为陶渊明64代后裔的陶敦荣老人，他搬出了厚厚几大本家谱，介绍说：栗里陶姓人家皆是陶公第四个儿子陶东的后代，这些年来有许多人，包括国内国外的学者专家来访渊明故里。20世纪50年代，苏联驻中国大使就来探访过，90年代《文汇报》记者童怀亦来寻访，并提出了“渊明故乡究竟在哪里”的问题。老人又说，陶渊明生活时的村子不在此处，是在不远处的陶家滩。
我们返回公路，老人指着路旁的一片荒地，说：这就是古时的陶村遗址。抗日战争时，遭轰炸而搬迁。陶家滩旁有一大片陶家的墓地。在20世纪80年代，二位有心人王廷箴与徐行先生踏遍了栗里陶家周遭的山山水水，对陶家的墓葬进行了详细地考察。他们以温泉疗养之便，成天在陶村周围转悠，后来写出了《陶渊明栗里故居考》，指出陶村附近有11座山岭，291座坟墓，陶姓的就占156座，其中有三座明墓。有名望的陶姓墓多题“五柳遗风”，“靖节公之后裔”。可见，现在温泉附近的陶家村，和原陶家滩住的陶姓人家，应是陶渊明的后裔。我们果然在新修的一条路旁看到一块被削掉一半的刻有“五柳遗风”的墓碑，不由得感慨两位先生的仔细。
老人又指着远方一座不高的青山说：那就是南山。我们一听，十分兴奋。陶公的诗恬静淡远、质朴自然、清丽可人，千百年来倾倒无数的文人学士。但要说人们吟咏最多最广的还是《饮酒》诗中的第五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南山如今就在我们的眼前，在大片大片的农田尽头。山不高，由一岭逶迤而来，一些白蒙蒙的山气在飘摇，南山显出透明般的浅蓝色。
采数棵路边野菊，横置前胸，摆出各种姿态，我们以南山为背景，纷纷照相留影。想一千多年前，陶公好酒之外还喜菊，宅旁路边植满这黄黄的小小的散发出浓浓香味的菊花。性且清意且淡的陶公，为何独喜这颇有些刺激味的菊花呢？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松菊梅竹”四君子之称，菊与松同为耐寒而高洁之物；陶公本就不愿沉浮应世，亦不肯同流合污，其性便与菊相通。而且陶公嗜酒如命，菊花泡茶不是可以醒酒吗？且菊花在古代被认为是一种服之可延年益寿之物。陶公在晋代浓厚的修道成仙修佛往生的气氛中，虽然独能不随流俗，保持了一种清醒的自然主义的态度，但服食一些能健身延年之物还是他所喜爱的，故而有诗云“菊为制颓龄”。
古有语云：“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陶公之隐，不是独自一人入深山老林，*断绝社会的交往来保持其隐，而是居在小村庄，与农人农妇共话“桑麻”，躬耕垅亩，诗书自娱，饮酒为乐。他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因为他的心是安静的。并非不要人间的快乐，而是不取官场的热闹、朝市的喧嚣。陶公与邻居“披草共来往”，同耕作，共欢乐，亲情盎然，加之陶醉于自然山水，此不就是“真意”在吗？
何必言之何必辨之？一切的欢乐一切的幸福，皆在无言静默的自然大化之中…… 众里寻他千百度，桃花源里在何处？
陶公撰有《桃花源诗并记》，内说一武陵人以捕鱼为生，一日缘溪而行，来到一不知其所处之地：“忽逢桃花林，夹岸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渔人受到人们“杀鸡作食”的热烈款待，都自称是避秦乱至此，“不知有汉”，亦“无论魏晋”。渔人出后，消息传给了太守，遣人寻之不获，高士刘子骥亦觅之，皆未果，于是，“无问津者矣”。虽然大家皆知这是陶公生花妙笔的艺术构造，但这样一个世外的桃源，人间的乐土，怎不引无数人心向往之，希望在现实社会中真能寻找到这样一个地方？
晋以后，唐人多把桃花源当作一处仙境，而不视其为现实中的一个地方。王维写《桃源行》，诗云：“初因避地去人间，更闻成仙遂不还。”刘禹锡亦有《桃源行》：“仙家一去寻无踪。”宋人不如此看，认为桃花源中人只是避世者的后裔。王安石也写有《桃源行》，说：“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大诗人苏轼对陶公所描绘的“桃花源”是记实之文还是寓意之文作了详细的考辨，说：“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和桃花源诗并序》）言桃花源中人不是长生不死的仙人，而是避居者的后代。又说此“桃花源”似乎指的就是南阳的菊水，蜀地的青城山。也就是说，“桃花源”不是陶公纯粹的文学虚构，而是实有其指、实有其地。
大史学家陈寅恪在《桃花源旁证》一文中说：“《桃花源记》为描写当时坞堡之生活，而加以理想化者，非全无根据之文也。”千百年来，学者忙于考辨桃花源的是虚构还是实指，而中国老百姓则的的确确在苦苦地觅求“桃花源”，甚至西人亦在寻找桃花源。如今，中国的大地上已耸立出了12个“桃花源”，如湖南桃源县的桃花源，浙江天台县的桃源洞，山东曹县的桃源集，福建龙溪县和大田县的桃源墟，江苏泗阳县的桃源驿，等等，他们都是人来人往的旅游胜地，真是“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了。
星子县文化局刘希波先生，是个“陶痴”，他对我说：《桃花源诗并记》是陶渊明的艺术创作，但它的原型是在星子的康王谷内。
我们一行四人来到庐山山南的桃花源，此地俗名庐山垅，因楚王后裔避秦乱于此，所以又称康王谷，长达30余里。走过巨型的桃花源石坊，迎面一巨石，上书：世外桃源。沿着忘路谷前行，谷极狭，仅容一车而已。
拐过山道，眼前豁然开朗，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见：阡陌相连，清泉溪水潺潺，农人三三两两，正忙着农活，双峰对峙中间的小村庄，炊烟袅袅，犬声阵阵，猪牛在村内村外迈着方步，一只母鸡正领着小鸡在草丛中觅食，好一派恬静的田园风光。
我们在桃花树中穿行，在淙淙的小溪中戏水，陶醉于老木枯藤之下，然后坐在桃源茶馆，远观“茂林修竹芒花，小桥流水人家”，一边品着天下第一泉泡的当地特有的苦茶，隐隐苦味渐出丝丝醇香清甜，真是心旷神怡，身安体息。
诗人毛泽东在庐山之巅，曾问“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如今是：陶公早已乘鹤西去，桃花源里究竟在何处？我们想，陶渊明早就指出“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只要“心远”，所居之地就是“偏”。也就是说，虽然生活在喧哗的人间，可只要保持你心中的那种静谧，那种醉心自然山水的情趣，也就不会有尘世的打扰。如此看来，人间何处不桃源？特别是，陶公故里，因为有其任真自得、醉心山水田园的性情，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又一个人间的“桃花源”。
陶渊明的名篇《五柳先生传》说：“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旁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陶公是东晋的隐士，其究竟何处人？历代历朝已争执了千余年之久，星子的上京及栗里陶村不过是其可能的居住地之一，其祖居究竟在何处？迄无定论。且我们只要认真地读陶公的诗文，及后人的记载，会发现陶渊明29岁之前的事迹皆湮没不闻，只是在他入仕之后，才有些记载。怎么可能凭空出现一个人品及诗品皆空前、也许还是绝后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呢？实在是令人疑窦重生。
龚汝富先生任教于江西财经大学，却专攻历史，他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在宜丰县有一个陶渊明研究会，会员们经长期研究，从文字史料、故里遗迹和诗文等方面论证，认为陶渊明29岁以前生活在宜丰，中年才迁居柴桑，晚年曾一度回归故里，乃至葬在宜丰。我们一听，兴味盎然，立即赶到宜丰。
但见小城依山傍水，山川秀美，风物宜人。一条耶溪透城而过，人来车往，好不热闹。我们无心观城，先来到位于县政府办公楼内的陶渊明研究会，进得门去，看看约有十余平方米，两张桌子摆满了各种资料。给我们的印象是：几个“陶痴”，几块晋砖，墙上还有一张《陶渊明宜丰故里遗迹遗址图》，一看就是在艰苦的条件下，几个性情中人，几个陶学的“痴迷者”，做了大量的调查、考证、撰著的工作。熊步成先生早在1949年3月7日的《民国日报》中就发表文章指出：陶潜的故居，就在秀溪村，他辞了彭泽令以后，还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听了几位先生的详细介绍，我们迫不及待地奔向田野，渴望再会陶公。
接下来，在凌诚沛、胡伏坤和熊步成诸先生的陪伴下，我们车行澄塘镇之秀溪村、新安村、黄坪村和故里。
据考证这一带，就是“陶渊明始家宜丰”之地，因当年诗人回家乡，父老乡亲欣喜异常，故将这一带地方取名为“故里团”。
我们穿村过河，我们越岭翻山，一路观览了陶家园、藏贤山、东皋岭、陶家坪、东篱、菊斋、渊明洞、靖节桥和多处靖节祠的遗址。一路山水田园，一派秀丽风光，且都与陶公相联相系，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犹如喝了醇酒一般，深深地陶醉了。
拐过一道弯，凌先生忽指前方：那就是南山。如棋盘一般的田野，青青一片的绿苗，平展展通向远方。尽头，一座青山，绵绵不绝逶迤而去。山不高，树却高耸入云，蓝天之下，尽显妩媚。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座南山，陶公当年是在此采菊东篱吗？其荷锄耕耘否？其醉而步履蹒跚否？其悠然望南山而乐否？我们一行远望南山，心已飘至陶公诗中。
南宋状元宰相文天祥，在任职瑞州（今高安）知府时，曾一游新昌（即今宜丰），走访了“故里团”，察看了读书堂、洗墨池、渊明洞、靖节祠等多处遗址，感慨万千，在《陶氏族谱》中欣然命笔，说陶氏“代有崇勋伟业，迄晋诞生大哲，清高旷世莫媲，族固古矣！”他慕陶公的高风亮节，在治所瑞州建靖节祠。想必当他面对元军的逼迫威胁，下定成仁取义、慷慨赴死之决心时，陶公的人品与气节也一定给了他不少的勇气吧？
回程中，我们来到了庐山西麓，九江县城旁。山路幽幽，直通一座规模宏大的仿古建筑群，这就是为纪念陶渊明而建成的纪念馆。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四组青砖砌就的古朴典雅的厅室以朱柱迥廊相串。内有始建于唐，后扩建于明并迁移至此的靖节祠，飞檐翘角，门上有对联一幅：“弃彭泽微官松翠菊黄琴书而外醉三斗，开田园诗派韵真辞朴千百年来第一人。”不仅高度概括了其一生经历，而且将陶公的艺术成就画龙点睛式地突显而出，这是陶公后裔江西省著名书法家陶博吾先生所撰并书。馆内一侧还有摹制的渊明墓，馆内存列有渊明生平事迹的展览，我们一一细细地浏览。
曲径在亭台楼阁中延伸，我们的思绪则在翠叶树林中飞翔。陶公生前贫困不堪：饭箪水瓢内常常是空无一物，到冬天仍然穿着夏日的麻布衣服。但诗人却愉快地去山谷汲水，背着柴一路歌声行走于崎岖的山道上。在田园故土琴棋书画，悠闲自得，体虽不闲心自闲，难怪有人羡慕不已，称之为“陆地神仙”。再看看今日之人，穷则志短，富则骄狂，体虽闲而心不闲。汲汲于功名利禄，乃至无所不为无所不作。真是愧对古人，愧对陶公啊！
1985年7月，在诗人诞辰一千六百二十周年之际，全国首届陶渊明学术讨论会就在此举行，领导与学者们共同为陶渊明纪念馆揭幕，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专家学者共100余人参会，盛况空前。
吕馆长又带着我们一行到了黄老门乡大塘村陶家垅，说：这就是渊明故里，村后的山就是南山。我们又见陶公所居之地，且看见了第三座南山。心中顿生惊诧之感。但见群山在远处环绕，田野一望无际，古树参天的小村庄。1600多年前，诗人是否在此悠游？不得而知，不必而知。说实在的，我们又何必去计较诗人的故居究竟在何处呢？因为诗人已经永远地活在人们的心中，他的诗文已经与日月同辉了。
即以南山而言，世上已有三座南山，哪一座是陶公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山呢？我想，也许都不是。南山不是实有之山，实在是陶公心中所现之喻意的长寿之山。历来解此诗者，多把“悠然见南山”之“见”训为“看见”、“望”，此恐有违陶公原意。东坡先生早有言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苏东坡全集》中，邓立勋编校，黄山书社版，第441页）实际上，“见”者，现也，尤如古诗“风吹草低见牛羊”中之“见”为“现”一样。陶渊明采菊东篱下，不是去望一座实有的南山，而是心中浮现出的喻意之南山。“南山”者，道教中相传为陈抟老祖修道之终南山是也，俗语中“寿比南山”之南山是也。陶渊明在其诗中明确记载饮菊花汁可延年益寿：“菊为制颓龄”。陶公居住地不必“偏”，心静而地自“偏”。他远离官场名利场，悠悠然作一农夫，究竟为何？为的就是任情适意，为的就是在山水田园中延年益寿。这决非有功利之念，不达观，而恰恰是陶渊明真性情之流露：有酒喝且高寿，不就是陶公之所欲所求吗？不就是在浊世中保持高洁之志的方法吗？诚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公元427年（宋文帝元嘉元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访渊明于其家。陶公家贫久矣甚矣，身体也极衰弱，床都很难起。檀观后心里很难过，劝陶公云：“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公正色道：“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拒绝出仕的请求。檀道济临行前，送“粱肉”给陶公，这正是陶公全家急需之物，渊明却“挥而去之”，充分显示出他贫而不坠青云之志的高洁本性。
公元427年9月，在一个天气渐寒，黑夜渐长、秋风萧瑟的日子，渊明自觉不久于人世，在老友们饯别的丰盛宴席后，写下了《自祭文》。他回顾自己一生贫寒的生活，表达了自己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并说：岁月悠悠，时光飞驰。自己本就没有看重生前的荣誉，又怎能去追求死后的颂歌？所以，自己逝世后，不必起坟，不必树碑。但是，我们却在九江县马回岭的面阳山看到了“晋征士陶靖节之墓”。
这座墓背*青山，前临山谷，高大的墓碑，在万木丛中分外庄严。在默哀良久后，我们心中不禁起疑：陶公早已交待家人，自己逝后，“不封不树”，何以会有如此之大的坟墓呢？
1511年（明正德六年），江西提学使李梦阳好陶诗，常有寻渊明墓之志。一日，大水冲坏田地，现出一块断碑，上书：靖节先生故里。李梦阳忙去观碑，并以此为据，将周围数十座坟墓迁移，拨田地给一自称陶渊明后裔的老人，以为祭祀之资。还就地立祠堂，他也知道陶公交待过自己的家人逝后“不封不树”，所以并没有建墓。现在我们所见的这座墓葬，据九江陶学专家徐新杰先生所说，是陶姓后人于乾隆时所立之纪念性墓冢，以寄托对先祖的尊崇敬仰之情。
别了，陶公，我们清静数天又必须回到尘世了。可我们的心渴望着与您在一起，在喧嚣的人世间，在心灵中营造出一个可以“悠然见南山”的神游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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