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作一篇：悲欢岁月堪回首

陈林森 · 发表于 2013-10-22 07: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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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陈林森于 2013-10-22 08:22 编辑

悲欢岁月堪回首
这次三姐、四姐来嘉兴，回忆了不少往事。悲欢岁月，天上人间，恍若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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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姐陈影梅是我们姐弟中唯一进了正规大学的，我对她说：你所幸是1958年大跃进期间参加高考，当时全国什么都搞跃进，大学招生也不例外（用今天的话就叫“扩招”）。如果你推迟一年高中毕业，情况恐怕就不同了，你可能过不了“政审”这一关（母亲有历史问题）。三姐说，还好当时我填成分，是城市贫民，如果是地主，就不能录取了。她说她班上就有一个女生，因为家里是地主成分，虽然成绩很好，也没有被录取。实际上，如果她迟一年考大学，又逢先父逢冤入狱，肯定就上不了大学了。1962年从江西师范学院毕业，她的分配等了很长时间，整个暑假担惊受怕，几乎陷于绝望，最后分配到星子县的一所农村小学（附设初中班）。这次三姐告诉我，当时她的档案写有“控制使用”4个字，这是一个知情者若干年后告诉她的。我听到这件事打了一个寒颤，这近乎是一个有点残酷的黑色幽默，因为无论在哪个时代，用多么严酷的德才标准来衡量三姐，她都无可挑剔的优秀，而当时在中国，女大学生那么少，在农村几乎为零。
   三姐高中时就和一位男生要好，对方家庭政治条件好，又是学习尖子，高中毕业后，男方考入了上海一所名牌大学，4年后留校担任行政工作。整个大学期间他们保持联系，大学毕业的那个暑假，男生到我家去过，与我母亲见过面。但我姐从江西师院毕业，分配到一所农村中学当教师，双方处境已经天壤之别。尽管这样，男生仍不改初衷，一直鸿雁传书，音信不绝，并且在工作稳定后开始谈婚论嫁了。最后一关，根据当时的规定，因为对方是党员，又是学校团委干部，他的婚姻需要组织批准，结果可想而知。此事对我姐打击甚大。我当时很小，朦胧地懂得什么叫“失恋”。拖到28岁，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剩女”，才答应了一位长期追她的男同事（我后来的姐夫），匆匆把事办了。
   不过三姐由于工作出色，当时她所在的农村中学的李校长，是个思想开明的好同志，他对我姐毫无歧视，一年多以后，还推荐她去庐山疗养。当时全县文教系统只有两个名额，而她只是参加工作时间很短的青年教师。这在当时实际上是“劳模”待遇，也有某种政治上的荣耀。三姐不但智力超群，而且是个“工作狂”，多年来，一切为了工作，一切为了学生，自己的生活往往顾不上，所以这次来浙江旅游，到了上海、杭州等地方，非常开心。
   当年写有“控制使用”几个字的中国式档案，已经随着历史的逝去而烟消云散了。现在谁也想不到，这位后来的省特级教师，省党代会代表，市政协委员，社会公认的优秀教师，在那个女大学生如稀世之珍的年代，曾因父母的“历史问题”，成为一个发配到偏僻农村的小学而被“控制使用”的人。
   三姐多才多艺，天分极高，我一直对她十分钦佩。二姐曾告诉我，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江西新闻纪录片，有她拉二胡的镜头。我高中考入九江一中，班主任老师姓连，他看了我的档案，主动对我说：陈影梅是你姐姐？我当年是她的班主任，她的学习顶呱呱，各科成绩平均94分。这次三姐对我说，什么时候，我们俩去看连老师一次，听说他还住在九江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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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说四姐。四姐陈影柏一辈子是为了他人生活，自己的生活更是顾不上。嫁了两个丈夫，先后离她而去。照顾丈夫，照顾公公，照顾婆婆，照顾自己的妈妈，照顾没有正式工作的妹妹，照顾孩子，然后照顾孩子的孩子。她有两个“可怕”，一是善良得可怕，二是不幸得可怕。她的一生遭遇的坎坷，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我曾专门写了一篇博文《四姐的不幸》，感动了不少人。她自己不幸，但一辈子还要关心比她更不幸，或更需要关照的人，包括亲人，也包括曾经对她有过帮助的人，甚至同事和很疏的亲戚。这次来嘉兴旅游，她也很开心，因为一辈子，只有这一次是为自己“活”了一把。
   她的不幸，她的坎坷的经历，她自己用一句话来概括：三次下放。有谁在自己的一生中遭遇过三次“下放”么？
   第一次下放，是1962年，从她就学的都昌师范下放。当时国民经济极其困难，国家实行精简下放的政策，她就读的都昌师范被解散，比她高一届的同学刚刚中师毕业，分配了工作，她是师范二年级肄业，学校不分配工作，当时我的家庭刚好也下放到乡下，她也就被赶到了乡下，失去了城镇户口和商品粮，失去了分配工作的权利。也就是说，她的前途断送了。当时我母亲因历史问题被单位“开除”，我的家庭到了乞讨的边缘。我那时读初中。与今天相比，我认为当时的政策太残忍、太没有人性了。（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就是在这个时候，三姐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每月能拿到四十多元钱工资，是全家唯一有经济收入的成员，被迫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
   四姐下放以后，就在农村干活，但她实在不适合干农活，就学裁缝。在此期间，他认识了第一个丈夫。通过努力，姐夫帮她弄到了顶编代课教师的指标，就做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但好景不常，到1968年，根据当时的政策，她的顶编代课也被辞退了，她遭遇到第二次下放。
   第三次下放，是“文革”后期姐夫出事了（粉碎“四人帮”以后，镇压造反派，这个姐夫是当地造反派的一个派别的头头），四姐遭到株连，被扫地出门。这次她从县城被强制下放到农村，从县集体企业下放到乡镇企业，独自带着一个小孩，每月拿二十几元钱工资，延口残喘。
   到八十年代，她因为第二次婚姻才改变命运。九十年代，她从湖南长沙一家国有企业退休，现在有虽然不多但稳定的退休金。
   由于处境和经历的不同，四姐看上去比三姐显老，走在一起，别人常误以为她是姐。头发花白，牙齿掉了一半，衣衫不甚整齐。其实小时候，她是我几个姐姐中个子最高，长得最清秀的。
   每到一个景点，照相的时候，四姐不如三姐主动踊跃，而且表情也不是那样舒展。
   三姐回忆了一件小事，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她一次给我送饭，在教室外面叫我的名字，我一下子就脸红了。这个故事以前没听说过。我从小就是这样的孩子，太乖了，太听话了，太内敛了，太胆小了，太无用了。
（写于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