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 山 佛 道 史 话

庆云

庐 山 佛 道 史 话

☆　刘希波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庐山归宗寺

清代戏曲家李渔游庐山，在山南简寂观题了这样一副对联：

天下名山僧占多，也该留一二奇峰，栖吾道友；

世上好话佛说尽，谁识得五千妙谛，出我先师。

李渔是在游庐山后站在道教立场的有感而发，个中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庐山佛教盛行，奇峰秀谷佛占为多；但道教也不逊色，简寂观所在之地是庐山胜境，且在世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五千妙谛”——老子的《道德经》和陆修静的《三洞经书》并不亚于“好话说尽”的佛经。由此，亦可看出庐山是一座佛、道双雄并立的宗教名山。

中国的道、佛二教，历来都是依托名山而发展；而天下名山，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于道、佛二教的称雄才名扬天下。庐山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庐山，襟江带湖，奇峰秀立，谷美壑险，瀑布飘流。它既有泰岳之雄，又有华峰之险，更兼峨嵋之奥、黄山之秀。正是因为它的神秀胜绝，才招引了历代不少方士道长和高僧大德垂青驻足，在此互争雄长，使庐山成为神仙洞府和佛界圣域。

一、庐山早期道、佛传闻

庐山人文与宗教相关的最早传说和记载当属道教。首先是关于庐山得名的一些传说和记载。

庐山之名，最早见之于正史是《史记·河渠书》，太史公司马迁在书中说：“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据相关史书记载，庐山还有一些其他的名称，如夏书《禹贡》称庐山为敷浅原，即敷山。《禹贡》之后的《山海经》和《水经注》等书，又称庐山为天子都、天子鄣、南障山、靖庐山等。但是，对因何而名，都未作明确的说明。后来对庐山的得名有以下几种史料记载和传说：

第一种传说是“彭祖遗庐说”。据说钱铿，即彭祖南巡，“曾过彭蠡之滨，造其名岳，今庐山是也”。相传他“遍游洞府”结庐于山南最美的峰泉岩下，垂钓于扬澜湖边，“获双鲤化为双龙”。彭祖北归，遗庐于山，故名庐山。至今，扬澜湖边遗有彭祖钓鱼台。此说见之于《庐山名贤传》和《同治星子县志》及闻之于当地传说。

第二种传说是“方辅遗庐说”。《九微志》言：周武王时，方辅先生与老聃（即老子），同跨白驴入山炼丹，得道仙去，惟庐存，故名庐山，亦称辅山。《庐山志》有此记述。

第三种传说是“匡俗遗庐说”。慧远《庐山略记》云：“有匡续（一作俗或裕）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际，遁世隐时，潜居其下。或云：续受道于仙人，而适游其岩，遂托室岩岫，即岩成馆。故时人感其所止为神仙之庐而名焉。”又《水经注》、《豫章旧志》云：庐俗，字君孝，本姓匡，父平野王，共鄱阳令吴芮佐汉定天下而亡，汉封俗于鄡阳，曰越庐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术，遂寓精舍于宫亭之山，故世谓之庐山。

这些关于庐山得名的传说，都同中国早期道家黄老学说和神仙方士传说相关。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与道教相关的早期传说和记载。比如《庐山志》、《真仙通鉴》、《豫章诗话》和《桑纪》及《南康府志》、《星子县志》等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述：“舍利塔西南（归宗西），有三将军洞，有溪曰灵溪，有观曰灵溪观。”“秦时有武士十三人，弃官南游求仙，既至庐山，其十人者去之豫章，惟唐健威、李德殳、宋刁云三人者，隐此洞中不去。一夕雷雨，水啮沙成溪，溪石有‘玉简天篆’曰：‘神化灵溪，玉简标题，真人受简，玉涧潜栖。’因名溪曰灵溪。”周必大《后录》云：“次至祥符观，旧名灵溪。记云：‘三武士尝栖溪侧，汉武赐名。’齐永明元年（483）道士宋文超建，南唐重修。”明代郭子章在《豫章诗话》中说：“秦末，匡庐寻真观（吴宗慈纠正为灵溪观）溪中磐石上有‘玉简天篆’曰：‘神化灵溪，金简标题，真人受旨，玉涧潜栖。’予谓此篆为豫章玄教（道教）之祖，庐山之匡（匡俗）、龙虎之张（张陵）、西山之许（许逊）、阁皂之葛（葛玄）、玉笥之萧（萧子云），其所从来远矣。”又《神仙传》、《太平广记》和《中国名人大辞典》及当地传说云：张陵，东汉沛国丰人，本太学生，博通五经，曾任江州令，后以儒学无益于年命，遂弃官入庐山灵溪受玉简天篆潜栖修道，并云游龙虎山等地。顺帝时（127－131）入蜀，住鹄鸣山，以符水咒法为人治病，创五斗米道教派，其徒尊之为天师。后裔袭承道法，居龙虎山，世称“张天师”。《庐山志》载有元欧阳玄撰《太玄张天师请雷提点住醉石观疏》，疏中有“欲重先贤之名迹，须凭当世之大才。龙渊提点，栗里衣冠，柴桑人物”之句。醉石便在灵溪观即祥符观侧。又《庐山志》、《同治德化志》载：“齐高帝建元初（479－480），延陵季子庙，旧有涌井。井北忽有金石声，掘深二丈，得沸泉。泉中得木简，长尺，广一寸二分，隐起曰：‘庐山道士张陵再拜谒。’木坚而白，字色黄。”季子庙亦在灵溪附近，沸泉即醉石附近之温泉。醉石与祥符观之间乃三国时董奉隐居之杏林馆，陈舜俞《庐山记》载：“董奉居庐山大中祥符观，旧名太乙宫。董奉上升，号碧虚上监。”馆前是黄龙山，馆后为虎爪崖、虎蹈岭。传说当年董奉就是追崇张道陵才隐居此处炼丹采药并利用温汤为民治病，其看杏之虎便是张陵遗守灵溪之虎。又据《桑纪》、《南康府志》等志籍载：东晋时，著名丹士葛洪在山南东牯岭西筑台开井，炼丹著书，在此写成了《抱朴子》等丹术著作。根据这些记载和传说，庐山当是中国道教祖山。

道教是华夏文化源头之一，它的渊源同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学说和盛行于秦汉时的黄老之术（黄帝老子之术），即神仙方士长生不老之术相关；但作为一种宗教，却是形成于东汉后期，即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天师道）。上述庐山得名传说中的彭祖遗庐说和方辅、匡俗在此炼丹成仙说是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早；张道陵创立道教之初曾受玉简于庐山，可见庐山道教文化之早。

庐山早期同佛教相关的事迹是有关山南宫亭庙的一些记载和传说。南北朝周景式的《庐山记》和南梁慧皎的《高僧传》均载：“安清，字世高，安息国（伊朗）王太子，让国与叔，出家修道，博晓经藏，尤精阿毗昙学。汉桓之初，始到中夏，至止未久，通习华语，宣译众经，改梵为汉。值灵帝末（189前后），关洛扰乱，乃振锡江南，云：‘我当过庐山度昔同学。’行达共阝亭湖庙（即今星子县城东宫亭庙）。……高既入庙，神告高曰：‘吾昔外国与子俱出家修道，好行布施，而性多嗔怒。……此身灭后，恐隳地狱，吾有绢千疋，并杂宝物，可立法营塔，使生善处也。”据说归宗寺西金轮峰上最早的佛塔就是安世高用宫亭庙他那位同学所献财物而建的。归宗寺《修金轮峰舍利宝塔记》碑载：“此塔始建于吴赤乌时”（238－251），相距安世高驻锡江南四十几年，时间大体相符。另有史料记载金轮舍利塔建于赤乌七年（244），言是康僧会传到建业献舍利子于吴，孙权令在庐山之阳建舍利佛塔。无论是谁建，都能说明金轮佛塔是庐山佛教文化的肇端。严耀中先生在所著《中国东南佛教史》中说：“第一个在江南佛教史上留下印记的是安世高。……他在庐山停留过。他的行迹表示了来华传教的胡僧们对江南的注意，并能够到达这里，因此它至少象征着佛教传入江南的开始。”

中国的佛教是外来文化与华夏文化相融合而产生的。出生于迦毘罗卫（尼泊尔）的佛教创始人悉达多，即释迦牟尼，他的生卒期大约相当于中国孔子的时代（前565－前485）。西汉末年，汉人与西域交往，开始接触佛教。至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长安和洛阳开始有汉译本佛经。早期信徒多为帝王贵族，他们将佛经与黄老学说同等对待，“浮屠与老子并祭”。桓、灵之时（160－190），安息僧安世高等第一批西方僧人来中国宣释佛经；灵帝末“关洛扰乱”，安世高便“驻锡江南”，来到庐山之南的宫亭庙。可见庐山佛教文化介入之早。

二、东晋南朝，“奇峰”并突

东晋、南朝时期，庐山佛、道的兴起，主要表现在庐山主脉上第一座大型佛寺归宗寺在山南的建立和慧远、陆修静两座宗教“奇峰”的先后崛起。

三国之前，庐山人文，多属传说。两晋时期，北方边疆一些少数民族不断向内地流徙，汉人被迫大规模南迁，汉族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庐山从此得到进一步的开发。佛、道两家争占庐山佳境传法施教，极大地丰富了庐山文化。继安世高驻锡庐山南麓之后，不少西方佛教僧人垂青庐山，相继来此传播佛教。东晋成帝咸康（335－342）初，王羲之镇守江州。他酷爱庐山之南紫霄峰下玉帘泉边一带山水之胜，来此营建别墅，养鹅、读书、习字。据《归宗寺志》载，西域僧人达摩多罗持佛经来庐山，亦十分钟爱紫霄、金轮峰泉之美。咸康六年（340），王羲之调离江州，将其读书习字的别业献给达摩多罗为佛寺。因此处金轮峰上原有佛塔，达摩取“佛法于此归宗”（亦说“万法归宗”）之意，命名归宗寺，于是庐山主脉上有了第一座正宗佛寺。义熙间，西域罽宾国名僧佛陀耶舍在长安“定中之见轮峰”，感其灵异，遂奉释迦文佛舍利并持经来庐山谒拜金轮峰，继主归宗，为归宗寺第二代祖师。耶舍将佛舍利安放于金轮峰塔下，“躬负铁”将旧塔修葺为铁塔，是故后人名此塔为释迦文佛舍利塔，亦称耶舍塔。佛陀耶舍在归宗礼佛译经，扩建庙宇，博传佛法，使归宗寺成为“江右第一名山”。耶舍深谙佛经，精通梵文，在长安时，先后翻译《四分律》44卷和《长阿含经》22卷，轰动佛教界，获后秦姚兴“施绢万匹”嘉奖。他来归宗后，与西域其他高僧佛陀跋陀罗、僧伽提婆等继续致力于译经释典，为改变当时全国佛教界因“译人重阻多滞，权文鲜通圆义”而出现佛经鲜少的落后状况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也为庐山成为南方佛教中心和译经基地作出了极大贡献。至今归宗寺南留有翻经台遗址。耶舍等高僧译经和博弘佛法，为西方佛教东渐及中国化而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奠定了基础。之后，耶舍尊者被慧远请入东林莲社，名列十八高贤之一。他在生前和身后，一直被庐山僧俗尊为“神僧”和梵僧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而长期受到推崇。

东晋废帝太和二年（367），北方战乱频繁，著名高僧道安的弟子慧永于襄阳别师南游，驻足庐山。时任江州刺史的陶范笃信佛教，在北香炉峰下为慧永建西林寺，供其礼佛弘法。孝武帝太元六年（381），与慧永同出道安门下的师弟慧远于荆州率众弟子南下，逗留庐山，见庐山闲旷，足以息心，于是便在西林寺附近筑龙泉精舍以居。后慧永请求江州刺史桓伊为慧远建寺。太元十一年（386），桓伊在西林寺东建东林寺，请慧远主持。慧远自此以东林寺为基地，“迹不入俗，影不出山”，从此三十六年，潜心于佛学研究。他广受门徒，博授佛法，一时众僧云集，沙门达千人。慧远“博综六艺，尤善庄老”。他一方面请归宗寺主持佛陀耶舍来东林译讲西方佛经；同时又派遣迎远禅师等人前往天竺（印度等地）取经；并在他的主持下，将在这里译成汉文的佛经与长安名僧鸠摩罗什交换经本。他十分注重将外来佛教思想同中国诸子百家思想加以糅合，促成西域佛教与中国的儒、道、玄等学说相互融合、渗透，使佛学中国化，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大佛教宗派——净土宗。慧远的佛学思想，主要是般若学的“本无”说，亦称“本无宗”，他以此为依据，宣扬出世主义和因果报应说教，其核心部分是“法性论”。慧远的法性，就是佛教所谓的最高境界和最后归宿，也就是涅槃。这种说教劝告人们放弃斗争，多行善事，多积善果，以求得转生西方净土，长住极乐世界，永远脱离苦海以达来生幸福。

元兴元年（402），慧远与慧永、慧持、佛陀耶舍、佛陀跋陀罗、昙顺、僧睿、道敬、昙桓、道炳、昙诜、竺道生等高僧并邀请刘遗民、周续之、毕颖之、宗炳、雷次宗、张野、张诠等当时儒、玄名士共一百二十三人结成白莲社，研习净土宗教义，建斋立誓，在阿弥陀佛像前，共期再生西方乐土，一时影响极大。这时竺道生曾多次来庐山升座说法，创立独特佛教理论，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慧远将外来佛教与中华儒、玄、道之学融合贯通，在庐山写下了大量佛学著作，据载“所著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见重于世”。慧远在庐山的宗教活动，大大地推进了西域佛教的中国化和中国佛教的社会化，使庐山成为南方佛教中心，也使他本人雄居为南方佛教界的领袖。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外来的佛教逐渐成为汉化的佛教，佛教的思想逐渐融合在汉族的思想里，成为汉族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以道安、慧远为标志，开始了这个阶段。”翦伯赞先生也在《中国史纲要》中说：“慧远佛学，大乘、小乘两兼，既善般若，又精禅法，同道安一样，影响很大。”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云：“慧远高踞庐山，但他的影响，他所服务的对象，却远远越过了庐山的虎溪，深入到门阀士族政治统治的各个角落。”《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绪言”中云：“同志诸贤”集结在慧远周围，在庐山形成的教团，“不但是江南佛教中心，在全国各地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当归宗寺的建立和慧远这座中国佛教“奇峰”在庐山凸起之时，道教在这座素有神仙方士传闻并被誉为“神仙之庐”的名山也不逊色。继慧远之后不久，在庐山之南同样崛起了一座道教“奇峰”，那就是陆修静和他的太虚观。（陆修静仙逝后，朝廷取“止烦曰简，远嚣在寂”之意，追谥他为“简寂先生”，是故太虚观更名为简寂观）。《同治星子县志》载：“简寂观有二，一在隘口黄龙山麓，一在县西二十五里，旧名太虚观。”南朝宋文帝元嘉末年，名道士陆修静拒皇家之诏，云游天下名山，四方布道，因慕庐山峰泉之胜，且有道祖“玉简天篆”和张陵圣迹，于孝武帝大明五年（461）拜谒庐山，初居山南灵溪，后爱归宗之北葛洪丹井附近的金鸡峰下奇峦耸秀，双瀑汇流，“物色盈眸，烟霞满目”，乃炼丹修道之佳境，遂于此地拓建道观，名曰太虚。陆修静在此“祖述三张，弘衍于葛”，收徒弘法，潜心修道；他营观植树，礼斗炼丹，整理道藏，精心著述，前后七年，使太虚观成为唐以前江南最大、最重要的道观，鼎盛时住有道士多达五、六百人，香火极盛。所建道藏阁，珍藏皇家御赐道家经书、药方和符图一千二百卷，均以“龙箧贮之”，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道教经库。陆修静在此对所藏道家经典进行整理，列为洞真、洞玄、洞神三部，合称《三洞经书》。《三洞经书》的编成，使道教经书首次得到系统整理，对中国道教经典的保存和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陆修静在整理道经的同时，融入儒、佛精义，自创道教论著一百余篇。如他提出用“礼拜”、“诵经”、“思神”三种方法来清除邪念贪欲，“洗心净行”，较之早期天师道的斋诫科仪，更为规范和精致，对心灵净化的目的更为明确，对道教的教规教仪是一次重大的改造和发展。此时，寇谦之在北方也将曾经一度成为农民起义旗帜的道教改造成为统治者需要的道教，称之为北天师道。而陆修静在南方，以灵宝派为核心，以《三洞经书》为经典，以斋诫科仪等为方法，将天师道和金丹道结合起来，对道教组织进行改造、整顿和完善，建立了南天师道，改变了张鲁、张角时的道教面目，使道教由民间宗教演化为官方宗教。因此，陆、寇二人成为继张陵、张鲁之后，在中国道教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领袖人物。简寂观也就成为南方道教中心和南天师道的祖庭。

东晋、南朝时期，佛、道两家在庐山的崛起，呈相互渗透、并行发展趋势。“虎溪三笑”故事，尽管它不符合史实，但它反映了儒、道、释三家在庐山相互融合的事实和愿望。由于慧远及东林寺的影响和支持，龙池、清泉、圆觉、中大林、天池、多佛、高良等佛寺在庐山西北相继建立。元兴三年（404），桓玄篡晋，下令全国沙汰沙门，唯对慧远和庐山众僧网开一面，明令“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列”。这也是使庐山成为当时江南佛教中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山南由于归宗寺和佛陀耶舍等高僧的影响，宝峰寺、庆云院、黄岩寺、智林寺、庄山寺、庐山寺及延福、招隐、石塔、黄龙、谷帘等佛寺也相继建立。同时由于陆修静和简寂观的影响，祥符观、玉京观、先天观、康王观、圣寿观（后名广福观）等道教宫观也在山南相继建立。慧远、陆修静两位教主在庐山称雄和大量佛寺、道观的兴起，使庐山佛、道两教在当时居全国领先地位。

三、唐宋齐兴，双臻鼎盛

唐代至北宋期间，由于全国统一和社会相对稳定，带来了经济、文化的相对繁荣，使庐山佛、道两教的发展进入鼎盛期。

此时庐山佛教之盛，主要表现在禅宗的兴起，禅林的大规模扩展和大批重要文人的介入。《中国哲学史》指出：“惠能以后，禅宗蔚为显学，其影响所及，不仅限于岭南、江西、湖南一带，逐步遍及全国，远播海外。唐代后期，禅宗几乎代替了其他宗派，垄断了佛教，甚至禅学、佛学成了同义词。”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以静坐默念为修行方法，号为顿门，又名心宗。禅宗尊达摩为东土初祖，慧可为二祖，南游罗浮并驻足庐山的僧璨为三祖，尊道信为四祖。道信住庐山十年，收浔阳七岁童弘忍为徒，即后来五祖。弘忍于湖北黄梅弘扬四祖“东山法门”，提倡于深山幽谷中建立禅林，实行农禅结合的建寺方针。弘忍是使中国禅学转为禅宗的关键人物，他的一些主张首先在庐山得到了实施，使庐山成为当时建立大规模丛林最早、最多的典型。五祖弘忍有25名主要弟子，其中两名最得意的门人是“南能北秀”，即惠能和神秀。渐悟派神秀的北宗禅学在北方盛行一时，安史之乱后走向衰弱，唐武宗会昌灭佛后，一蹶不振。唯有惠能为首的顿悟派南宗禅学最终占居中国佛教的统治地位并影响海外，故惠能被尊为禅宗六祖。惠能自黄梅南归，第一站住庐山南岭桃花峰，至今留有六祖庙遗址。六祖有优秀弟子43人。以后逐渐形成“一花五叶”阵营。“一花”指以惠能为首；“五叶”则指由青原行思和石头希迁系分出的江西曹洞、广东云门、南京法眼三家和由南岳怀让及其弟子马祖道一为首的洪州宗分出的潭袁沩仰和河北临济二宗。《五灯会元》云：“让之一，犹思之迁也，同源而异派。故禅法之盛，始于二师。”在当时禅宗诸派争雄的过程中，以马祖道一为首的洪州宗，亦称“江西禅”是佼佼者。因此，“后世以马祖道一之法系为禅宗之正系”。当初惠能说：“让下有一马（指道一），马驹踏杀天下人。”《中国禅宗史》指出：以马祖道一为首的“洪州宗在‘即心是佛’的原则上，会通了‘无心说’，没有失却自家的立场。”《中国东南佛教史》亦云：“洪州禅系的上述观点都能和江南原有的思想连接起来，为后来禅宗理论的系列化作了贡献，可谓继往开来。”

马祖道一在庐山，初居山南凌霄洞，三年后于这一绝胜之处构筑了一座禅林凌霄院，又名明真院。他在此收徒授法，开拓禅宗新局面。曾获“僧舍都丽，无过凌霄院”之誉。之后他又移居凌霄东北不远的一个山洞，弘禅布法，至今其山仍名马祖山，并有马祖洞、马祖泉。马祖道一明“威仪之旨”，晓“开制之端”，禅学精深，机智善辩，四方学者“云集座下”，“亲受宗旨”。入室弟子139人，皆功成圆满，宗领一方。后在庐山扩展禅业的马祖嫡传弟子有智常、法藏和神凑等著名高僧大德。仅智常禅师、即赤眼禅师一人，在山南同时主持归宗、黄岩、宝庵（即栖贤）三寺，还新建了延丰、开福、重云诸寺，并扩建了法云、庄山、谷帘等寺，使庐山禅林盛况空前。由于禅宗的盛兴，不少高僧大德相继来庐山主持原有名寺和拓建新的禅寺，使庐山禅林在唐末时达到鼎盛。整个庐山，尤其山南，凡是峰泉秀丽之处，几乎都有寺观，而以禅林佛寺占多。禅林佛寺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规模上都大大超过了南朝。归宗、栖贤、万杉、开先、圆通五大丛林和东林、西林、大林三大名寺的规模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全国佛教界有很高的声誉。就禅林佛寺的数量而言，也是全国其他佛教名山无法相比的。唐宋以来的诗文中，对庐山佛寺之广有这样一些表述：“僧屋五百住庐峰”，“五百僧房缀蜜脾”，“庐阜招提三百所”云云。宋时，山南法云寺旁有一佛庵名“多一庵”，意谓比当时实存的360处佛寺多了一处。明代王思任游庐山后说：“予山游不见发人。”明张率游庐山后赋诗云：“庐山到处是浮图，若问凡家半个无。只为渊明曾好酒，至今有鸟号提壶。”

唐宋时期，一些名满天下的重要文人涉足庐山寺观，与高僧大德和名道士们谈儒论佛，议道吟诗，不仅提高了庐山寺观的声望，也促进了它的发展和繁荣。如山顶的大林寺，由于当时交通运输不便，开初规模较小，所到之人甚少，后因白居易的垂青和写诗推崇，使它深居高山有远名。山南的栖贤寺，因李渤兄弟曾在此读书，后李渤任江州刺史，又资助扩建并请名僧智常主持，加之后来苏东坡《记游庐山》言此景致乃庐山两处胜绝之一。苏辙等重要文人又行文、题诗赞誉，使之名声大震。归宗寺和东林寺，由于李白、白居易和后来苏轼、苏辙、周敦颐、黄庭坚等文人的介入，使这两寺的规模和名声在唐宋时一直保持领先地位。佛印大师与周茂叔在归宗鸾溪契结青松文社，并同苏轼诗书交往；之后真净文禅师又同黄庭坚在鸾溪煮茶论佛谈诗，成为庐山地域继白莲社之后，儒佛契合交融之佳话。又如南唐时，中主李璟择李白吟咏“疑是银河落九天”的黄岩瀑布之东绝胜佳境建台读书，登基后将读书之宝地赠建开先寺（即秀峰寺），后来苏轼称这里为庐山两处绝胜地之一。黄庭坚在《开先禅院修造记》中言其“穷壮极丽”，可供“千人宴座”，曾一度成为庐山“五大丛林之冠”。山北的圆通寺，由于后主李煜的推崇，和欧阳修及苏氏父子同居讷、慎长老及可迁等住持僧的交往，使之名气不小。山南万杉寺，因苏辙、朱熹、张孝祥、戴复古、王十朋等写诗吟咏，亦大有名声。再如山南的白石寺，不仅因李常兄弟在这里读书，遗书万卷有名，也因苏轼、黄山谷及朱熹、张孝祥等名士的吟颂，而名气更大。独秀于彭蠡湖中的落星寺（福星龙安院），不仅因其环境绝胜，更因李白、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朱熹等大家的吟咏而招徕众多名士游赏。有学者称庐山是“诗国文山”，据不完全统计，自东晋至民国，有近两千文化名人来庐山留下诗文一万九千余首（篇），其中大多数诗文都与庐山佛、道二教相关。这些宝贵的人文资源，为庐山寺观增辉添彩，成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至北宋期间，庐山的道教在同庐山佛教相融相竞的发展过程中，也同样步入了辉煌的鼎盛期。李唐王室奉老子为祖先，并尊崇为太上玄元皇帝，诏令天下建宫观祀奉，使庐山道教出现同佛教争雄的局面。高道吕洞宾、吴筠和文士张正见、韦应物、白居易、顾况等相继来游并赋诗赞赏简寂观，使该观的人气和香火超过了佛寺。在它的影响下，白鹤观、太平宫、昭德观、寻真观、栖真观等著名宫观相继在山南山北蓬勃兴起。

早在唐弘道元年（683），应高宗之诏，江州在庐山西北建白鹤观，景隆中将此观移迁于山南五老峰下。开元初著名道人刘混成入主白鹤观，后住观后石室，种木瓜为食，丹成得道，名声大震。开元十九年（731），唐玄宗诏令在西北麓建九天使者庙，并赐额敕画，将该庙升为同五岳真君庙并尊之列。贞元间（760－761），宰相李林甫之女李腾空和蔡侍郎之女蔡寻真自京兆来庐山修道，蔡居五老峰九叠屏之南咏真洞，李居九叠屏之北，皆以“丹药符篆救人苦疾”。昭德皇后赠以金帛，唐德宗诏令蔡所居咏真洞为寻真观，李所居为昭德观。大诗人李白也非常仰慕这两位女道士，携其妻宗氏前来庐山拜李腾空学道，自己也在昭德观附近青莲洞隐居。至南唐时，三位国君承大唐之脉，崇尚道教有加，诏令庐山使者庙更名通玄府。女道士杨保宗于南唐初来山南凌霄峰下创立崇善观，帝主李昪赐额“真风观”。著名道人谭紫霄则隐居山南紫霄峰下栖隐洞，创建圣寿观，并在九叠屏下创建虚白馆，在黄龙山创建青霞观。北宋时期，由于唐代形成的盛兴基础和不少著名道士入主宫观，加之不少重要文人的推崇，使庐山道教进入全盛期。著名道士许坚深谙《河图》、《洛书》；钱朗精通“补脑还元”的长生之术，还有孙晟、郗法遵等皆有高深的道学丹功。这样一些高道入主简寂观，使这座名观盛名久负。后著名道士陈抟亦来简寂观从许坚学易经心法，该法以后成为他创立道教新学风的前提和道教内丹学说的依据。由于南康军的重视和信众的大力襄助，白鹤观建置恢宏，一度诸山名道和文人雅士慕名而至，被誉为“庐山宫观第一”。苏轼曾数游此观，亦称其为“匡庐第一胜景”。太平兴国年间，宋太宗诏令庐山使者庙易名为太平兴国观；宣和六年，宋徽宗又敕令升该观为“太平宫”，至北宋之季，太平宫成为庐山最重要的道教宫观之一，被誉为咏真第八洞天。这时，清虚观、开天观、真庆观、沧波观、桥浦观和天庆观等也相继建立；昭德观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整个庐山，以简寂观、白鹤观、太平宫和昭德观为四峰并峙，大小宫观达数十处之多，道徒数以千计，与庐山佛寺一道，双雄并立，各领风骚，将庐山佛、道二教推向巅峰，在中国宗教发展史上，占有显赫地位。

四、南宋以降，偶有“微澜”

自南宋至晚清近八百年间，庐山佛、道的发展趋势是走下坡路，仅偶现“微澜”。两宋交替之时，金兵南侵，庐山寺观，遭受重创。宋金议和后，部分寺观次第修复。元初，蒙古兵入境，庐山寺观又遭一次毁坏。蒙人入主中原后，为巩固其统治，不得不尊重大汉文化，至元年间，庐山寺观稍有恢复。元末战争，全山寺观又多受重创。有明一朝，由于宣扬“君权神授”，庐山寺观多有恢复，尽管出现某些辉煌，但就其规模而言，远不及唐宋。满州贵族入主中原后，为了取信于民，在康乾之时，庐山佛、道二教出现回光。咸丰年间，太平军与清军在庐山地域交战，使庐山寺观遭受灭顶之灾，从此一蹶不振。日寇入侵，庐山寺观彻底毁坏。

庐山寺观在“退潮”衰落期几度出现的“微澜”，主要表现如下：

就佛教而言，南宋期间，只有部分恢复，未有大的发展。明初，由于朱元璋在鄱阳湖一战，奠定了他的帝祚，因此大明王朝对庐山佛、道二教怀有“君权神授”的报恩之心。例如敕封庐山为“庐岳”，“爵以尊号，禄以秩祀”，封天池寺为“天池护国寺”，并令南康、九江二府每年春秋“合祀天池寺”；二百年后，明神宗又敕建庐岳祠于山南万寿寺侧，令南康府代皇室春秋祭祀。洪武二十六年（1393），名僧德昭在万杉寺设讲席丛林，一时“名震山南”。万历间，名僧达观（紫柏）禅师入主归宗寺，受皇室重视，神宗两度敕谕护寺，颁赐经书六百七十八函；其母慈圣皇太后亦赐紫迦黎，使归宗寺劫后复兴。名僧彻空禅师与归宗高僧达观友善，通过达观获得神宗母子赏赐，使他亲手兴建的黄龙寺显赫于山。名僧仁敬在金竹坪开创千佛寺，与达观深交，在庐山开贤首宗之基。曾受慈圣太后懿旨在五台山主持兴建祈储道场的高僧大德憨山德清，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入主山南法云寺（五乳寺），他在此不仅扩充了五乳寺的规模，更重要的是效远公刻香代漏，禅净双修，广授门徒，勤于笔耕，写下了大量佛学论著。憨山德清学通内外，大力推崇儒释道三教一理，三圣同体；极力提倡“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缺一则偏，缺二则隘，三者无一而称人者，则肖之而已。”甚至认为“孔、老即佛之化身也”。他的《观老庄影响论》、《道德经解》、《庄子内篇法》、《大学直指》、《中庸直指》及《大学纲目决疑》等一系列著作，都充分体现了他以佛教理论来解释儒道的思想，形成独树一帜的佛学理论，享誉佛教界和世俗各阶层，对后世影响很大。因此他与祩宏、真可和智旭并列为明代四大高僧。

清代康、乾时期，庐山佛教有所复苏。康熙帝先是向开先寺赐御书《般若心经》和江淹《登香炉峰》诗，后又召超渊禅师迎驾并赐御书“秀峰寺”匾额。皇太子胤礽亦赐手书“洒松雪”三字及其他宝物，使秀峰寺名声再起。康熙时，迦陵禅师入主归宗，修葺古寺，重振禅林；雍正四年（1726），奉上谕追赠迦陵为国师，八年，雍正帝又敕赐“瞻云寺”和“慈遍庐峰”匾额，并建仁庙行宫；乾隆五年（1740），御赐藏经八柜并建藏经阁，使庐山这一最早的寺庙在受战争创伤后又恢复生机。金世扬给栖贤寺送五百罗汉图亦是当时盛事。晚清时期海印禅师振兴海会寺；尤普超和尚历时十五年，“劙掌血书”八十卷本《华严经》，后又刺血书写《梵纲经》三十卷和《行愿品》三十卷，当是庐山佛教不可忽略之大事。

就庐山道教而言，在这一时期江河日下，更是颓废不堪。值得一提的是在宋金议和后，简寂观、白鹤观和太平宫经过修复，仍保持一定气象。白玉蟾来庐山，写了不少吟咏庐山道观之诗。皇甫坦主持清虚庵，名噪一时。自宋神宗敕封西庙庙神为丰利侯后，孝宗又下诏晋封庙神为王并御赐“时若”二字由朱熹书匾以赠，此亦道教之大事。蒙古兵入境后，简寂观和太平宫受创，唯白鹤观得到修复，重震旧声。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敕建御碑亭于仙人洞侧，旌表周颠及四仙，当是庐山道教盛事。洪武间名道士周汝镇来南康府城元妙观设道纪司，后相继扩其规模，余鼎为之作记，此观名重一时。永乐时，朝廷追认张三丰助太祖取胜鄱湖之功，敕建张三殿。嘉靖间德化乡民为立许旌阳庙发生争执，九江知府下令送许真君像于太平宫，太平宫劫后复兴。明末清初，道人石和阳住木瓜洞潜心道教理论研究，先后注释了《黄庭经》、《虚静经》、《阴符经》，并撰写了《指元篇》、《三洞元章》、《心经》等道教论著。他提倡道儒相融相契，以儒阐道，以道入儒，创造性地发挥了道教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成为一代高道，在道教界影响颇大，后人将他同庐山佛道代表人物慧远和陆修静并称，以为是灵山之幸。因明太祖在扬澜湖遇险获救曾赐诗赞誉扬澜鼋神“道高俯伏鬼神惊”一事，山南南康府建有祀鼋将军庙四处，嘉庆十五年，巡抚先福上请封号，嘉庆帝敕封“显应元将军”，按祭许真君之例致祭，此亦庐山与道教相关之事。咸丰年间，太平军焚烧庐山寺观，全山所存宫观几乎全遭焚毁，简寂观陆修静等所植六朝松亦未得幸免。从此，庐山道教只在民间自由发展，一些小型道坛在乡间建立，泛滥成为利用方术、符图专事亡魂、鬼神之类的“外道”。光绪三十一年（1905），历为佛教所居的佛手岩，改祀吕洞宾，成了道观，即今之仙人洞。

建国后，历经政治运动，“文革”及之前，庐山佛、道二教没有发展，所剩寺观破壁残垣略有可利用之处，几乎都成了林场或作他用。1978年，始有拨乱反正，宗教部门请果一法师归主东林寺，使该寺首先得以恢复。之后，西林寺、能仁寺、黄龙寺、铁佛寺等亦相继得到恢复。1995年，能行大师来山南重建万杉寺，不仅超历史地恢复了寺舍规模，并两次举行传戒法会，使该寺在庐山山南首次再现昔日之辉煌。之后，祥浩大师入主栖贤寺、了凡大师开拓广佛院，使两座禅院有了较大规模的恢复和拓展。东林大佛坐落山南，成为庐山佛教一大盛事。但庐山道教宫观的恢复则相对滞后。

综上所述，庐山佛、道二教产生、发展和屡经兴衰的历程，是整个中国佛、道两教发展过程的缩影。回顾以往，可以看出，庐山的佛教和道教在整个中国佛、道发展史上，无论是从时间久远、空间规模和影响程度哪一方面而言，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积淀在庐山与佛、道相关的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庐山荣膺为“人文圣山”的重要内涵。可以说，在以往的历史中，庐山是中华大地当之无愧的佛教名山和道教名山。庐山因何没有被列入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列，乃因为“四大佛教名山”是明清时期的说法。这一称谓主要是因为民间信仰的菩萨“说法道场所在”而形成。佛国菩萨汉化后，除普尊佛祖释迦牟尼外，中国的信众们选择了“四大菩萨”，并给他们设置了显灵说法的道场，即文殊菩萨的说法道场在山西五台山，普贤菩萨在四川峨嵋山，观音菩萨在浙江普陀山，地藏菩萨在安徽九华山。因此，这四大菩萨的“显灵说法道场”称之为“四大道场”，而这四地也习惯称之为佛教“四大名山”。亦有中国佛教八大道场的说法，其中庐山东林寺在其列，但在世俗信众中，相对没有“四大名山”的影响大。随着阿弥陀佛即东林大佛道场在庐山山南的建立，加之庐山崇高的佛教地位，我们深信，这“四大佛教名山”称誉的历史，将会改称为包括庐山在内的“五大佛教名山”。至于庐山道教，随着人们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重视和了解及旅游业的发展，庐山是中国道教名山，也将会被世人认识和认可。

（作者系中华诗词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庐山山南历史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单飞使者-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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