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子佛教史话

丽丽

星子佛教史话

查勇云  

    星子县地处庐山南麓，古称“梵区”，历来是佛家僧徒修行传道的绝佳场所，一度成为江南地区佛教中心，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清代江西巡抚郎廷极在《秀峰寺记》中写道：“东南名胜首匡庐，江湖之会，屹然为豫章巨镇。崇岩邃壑，蜿蜒五百余里，其中道释之宫棋布星列，佛庐尤盛。”

    星子佛教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末期。慧远《庐山略记》中有：庐山“其南岭临宫亭湖，下有神庙，即以宫亭为号，其神安侯也”。宫亭庙位于星子县城东北，临湖而立，这是星子境内最早的佛教场所。

    安候，本名清，字世高，西域安息国王太子。他让位于叔父，出家为僧，游方弘化，遍历诸国。东汉桓帝（147～167年）初年，他来到中国洛阳，弘法译经，大约二十年。为了躲避祸乱，他离开洛阳，游历南方各地。听说有位同学坐化于庐山南麓（今星子境内），他辗转来到山南，要为他的同学进行超度。后在宫亭庙中遇到一条蟒蛇，原来就是他曾经同在西域学法的同学，因生性好嗔怒，故遭报应而转为蛇身。安世高就在宫亭庙用梵语诵读佛经，使他的同学超度脱离了蛇身。由此可见，安世高和他的同学是最早来星子境内传播佛教的西域僧人。

    三国时期，在山南星子境内活动的僧人甚少。据《星子县志》记载，东吴赤乌七年（244年），康僧会献舍利子于吴国都城（今南京），孙权令其在庐山南麓建舍利佛塔。此塔为星子境内最早的佛塔，这说明当时庐山佛教在江南一带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东晋咸康初年，书圣王羲之奉命镇守江州，因酷爱山南金轮峰下胜景，便在玉帘泉附近营造一栋别墅，后来调离江州时，又将别墅舍为寺院，成为星子自古以来见诸史册的第一座寺院。据《归宗寺志》记载，归宗寺创建于咸康六年（340年），距今已有1700多年。

    太元三年（378年），僧慧远受师傅道安之命南下荆州，拟往广东罗浮山结宇传道。至太元六年（381年），他途经庐山西林寺时，“见庐山闲旷，可以息心”，便停止了脚步，在西林寺边筑起龙泉精舍。十一年（386年），在西林寺东面建起东林寺。从此慧远以东林寺为基地，“迹不入俗，影不出山”，结白莲社，聚众弘法，创净土宗，阐发佛理，极力推动佛教在江南地区的广泛传播，以致后来成为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发源地之一。

    兴元三年（402年）年，桓玄夺晋立宋后，下令沙汰天下沙门。慧远闻讯后，挺身而出，陈述理由，最终化解了庐山佛教危机。“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以独立的姿态稳定下来，赢得了发展时间，因此庐山“遂为释子所有”，成为南方唯一的佛教圣地。

    东晋南朝佛教寺院为数不多，名寺更少。据清代刘世衍的《南朝寺记》记载，仅有30余所，而山中寺院更是微乎其微。唯独庐山寺院却如雨后春笋般，禅音不绝。义熙十年（414年），梵僧佛陀耶舍主持归宗寺。他是罽宾国（今喀布尔河下游和克什米尔一带）人，十三岁出家，从鸠摩罗什学佛，后入长安译经。据说他在长安时，“定中之见轮峰”，遂躬负佛舍利来到山南归宗寺，在金轮峰顶建铁塔以供佛舍利。在耶舍的精心主持下，归宗寺成为“壮丽甲于山南诸刹”的佛教胜区。

    隋唐时期，由于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促使山南佛教宗派迭起，寺院迭兴。

    归宗寺自耶舍之后，高僧辈出，在后来唐宋时期对归宗寺的修复和中兴起了很大的作用。唐元和年间，僧智常驻锡归宗寺，至五代相继有五位高僧主持归宗寺。智常为南岳禅宗二世法嗣，马祖道一弟子，号赤眼禅师，“挺拔出伦，操履清约”。他主持归宗寺，为时人所推重。白居易贬谪为江州司马时，常微服至归宗寺，与智常谈禅说政。

    开先寺，位于星子秀峰景区内，距星子县城5公里，始创于南唐保大九年（951年），原为南唐中主李璟早年读书的地方。李璟出山做皇帝后，“昭告庐山书院旧基为寺”。在李璟亲自主持下，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建成一所规模宏大、建筑宏丽的寺庙，成为江南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寺。开先寺第一代主持绍宗，号圆智禅师，为禅宗青原系第七世，云门宗法嗣。绍宗把寺院打理得井井有条，李璟常巡视寺中，与绍宗谈禅说法。继绍宗之后，由其师弟清耀执掌，再后由青原系八世照主持，因此开先寺在当时成为名扬海内的青原系云门宗弘法道场。

    栖贤寺，位于星子观音桥景区内，距县城7公里，始创于南齐永明七年（489年），原名宝庵寺。自唐代智常主持后，名声日益显赫。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路经江州，逗留遗爱草堂时，与江州刺史李渤不期而遇。在白居易的引荐下，李渤拜访了归宗寺住持智常，“再思称叹”，不久即请智常住持宝庵寺。智常亦感其至诚，遂应李渤之请，春夏居住宝庵寺，并更寺名为栖贤寺。从此，栖贤寺渐渐振兴起来，房屋数百间，香火旺盛，僧俗盈门。但在唐武宗“会昌法难”时，栖贤寺亦毁于一旦，变为废墟。

    唐昭宗景福年间，僧怀祐主持栖贤寺，重新复兴，改名为栖贤报国禅院。后来又有南唐高僧道钦、智筠等先后主持栖贤寺，使之重新变为山南“有堂以居，有食以饱”的大寺。

    宋元时期，新儒学占据着统治地位，但以禅宗为代表的佛教深受文人士大夫青睐。因此，星子境内寺院遍布，有的规模甚至超过了前朝。南宋诗人王十朋的《游楞伽院》诗中有：“庐阜招提三百所”。明朝嘉靖时的杨廉在《读书台》诗中称前代“僧房五百住庐峰”。

    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太宗御书开先寺，赐名“开先华藏”，高僧善暹遂发宏愿，扩建佛区。高僧行瑛用心尤勤，穷九年之力，使开先寺规模大备，僧寮400余楹。“虽千人宴坐经行，冬夏无不得其所愿，宾客之有事于四方者，虽数百人夜半而过门，无不得其所求”。因此，开先寺与当时的归宗寺、栖贤寺、圆通寺并称“庐山四大丛林”。黄庭坚欣然为之撰写《开先禅院修造记》，并书《七佛偈》以赠。

    太平兴国九年（984年），首任南康知军张南请高僧道诠入住归宗寺，后有义柔、慧诚、正贤、慧南等高僧主持归宗寺。元丰年间，名僧佛印由云居山来到归宗寺，一时名儒纷至沓来。周敦颐邀请佛印作青松社主，苏东坡与佛印诗谒往来不断。熙宁年间，真净文禅师主持归宗寺，黄庭坚与之煮茶论道，米芾留下墨宝“江右第一名山”。因此，归宗寺得以继续保持在庐山诸刹中的领先地位。

    栖贤寺在两宋时代，先后有慧圆、澄涉、道坚、智迁、祖觉、法秀等高僧主持，开创了栖贤寺历史上最为繁华时期，使之成为庐山四大丛林之一。

    北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为方便进入栖贤寺，在三峡涧上建了一座石拱桥，俗称观音桥。此桥由福州僧人智朗设计，建州僧人文秀募资，江州工匠陈智福、智海、智洪三兄弟承建。桥长百尺，凹凸相契，构思奇巧，坚固雄壮，是中国桥梁史上的一大杰作。元丰年间，在高僧智远及其徒惠迁的极力作为下，栖贤寺一复旧观，重现“完壮邃密”之状，过往僧人与香客，“饮食得充，衣服得完，居住得安，于以术道而无外忧。”

    元丰四年（1081年）北宋苏辙游栖贤寺时，目睹寺院规模之完备与景观之幽邃，欣然写下《栖贤寺记》，盛赞智远、慧迁师徒再造之功。

    万杉寺，位于开先寺东北方向，始建于南朝梁代，唐代名庆云院。北宋真宗景德年间，高僧大超主持寺务，在寺周围“手植杉万本”。宋仁宗天圣年间，赐名“万杉寺”，并赐“金佛宝殿”匾额，从此名声远播。南宋初期，寺遭兵火焚毁，杉树烧烬，一度冷清寥落，陷入窘境。直至淳熙年间，随着南方形势逐渐安定，高僧秀痴主持万杉寺，修复殿堂，重栽杉树，使之走上复兴之路。南康知府朱熹、文人戴复古、王十朋等游览万杉寺后，均留下了诗文。

    元朝建立后，由于西藏密宗势力随着元朝军事统治力量的拓展，逐渐渗入全国各地，致使其他各宗佛教元气大伤，几乎一蹶不振。元朝末期，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庐山“寺院之废，十之八九”，唯有山南禅宗气息尚存。泰定二年（1325年），开先寺僧于山门右侧建亭，内立唐代吴道子所作铁线观音菩萨画像。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早年出家为僧，后又打着宗教旗号造反，对佛教有着透彻的了解，深刻认识到宗教在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和地位，即位后给予庐山佛教以特别的优待。

    明洪武年间，南康府在城西天宁寺设有僧纲司，专门管理山南寺院。万历年间，南康知府彭梦祖建塔下寺，星子知县成位建静妙院。开先寺自洪武年间寺僧清江开始复建大雄宝殿，后经智胜、道高、觉清、圆信、石涛、山明等住持连续不断的修复，使开先寺香火仍旧兴旺，禅音依旧。万杉寺于洪武四年（1371年）由僧德昭重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设为讲席丛林，高僧名释“挥麈昼谈经”，文人墨客“爱此欲终夕”。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僧恒“再新之”。时任殿阁大学士施平湖“题其缘起”，极力宣传，使之名声又起。

    归宗寺鼎盛局面在元末战争中被彻底摧毁。明洪武初，待制王袆寻访归宗寺时，一片荒凉景象，灌木荒榛，残垣断壁。永乐年间，有僧道溟、怀赞、慧清等相继修复，但远不如前朝，直到达观禅师主持后才有真正的改观。万历六年（1578年），达观首次来到归宗寺，满目疮痍，殿堂颓败，寺前有株古松几乎枯死，不禁悲由心发，抚松祝道：“如寺当兴，汝复生也。”后来果然应验。

    万历十五年（1578年），达观弟子果清遵师嘱托，竭尽全力，使归宗寺修复如初。明神宗两度下敕谕护寺，颁赐藏经678函。从此，归宗寺得以中兴。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高僧憨山避暑于金竹平，听说山南五乳峰下，景色幽邃，适宜安禅修净，遂“诛茅以居”，募资建成法云寺。从此憨山以法云寺为基地，禅净双修，笔耕不辍，写了大量的佛学论著，以独树一帜的佛学思想享誉佛教界，成为明代四大高僧之首。憨山一度主持归宗寺，撰写《归宗寺志》三卷，后由民国时寺僧先勤、本坤刊行。

    清朝初期，反满起义不断，不少明末遗老、官僚子弟乃至皇室宗亲，削发为僧，遁隐山南诸刹，促进了星子佛教的持续与发展。如函昰，出身于番禺贵族，1639年在归宗寺落发为僧，1653年住持栖贤寺，1671年应南康太守之请又住持归宗寺。今覞，广东新会人，明末儒者，拜函昰为师，1665年住持栖贤寺，农禅并重，为时人所称道。

    康熙年间，山南佛教尤盛，先后修复僧寺46处、尼庵49处。归宗、秀峰、栖贤、万杉、海会等寺院渐渐复兴，并称山南五大丛林。

顺治初年，高僧蠡云主持归宗寺，后有迦陵国师主持，使之日渐兴盛。雍正八年（1730年），胤禛御赐“瞻云寺”匾额，因此归宗更名。乾隆五年（1740年），又赐“龙藏”于寺，修建迦陵国师塔。至此，归宗寺盛及一时，僧舍数百间，僧众三百有余。同治八年（1869年），觉善受南康太守之请主持归宗寺，当时寺院一片瓦砾，殿圮墙毁。他四处奔走，广募善缘，大兴土木，修复藏经阁、禅堂、方丈、库房、五观堂等，增造僧寮，又建行宫，请藏经，植林木，置田产。他在归宗寺中四十余年，致力于传道授法，使归宗雄风再扬。

    顺治十一年（1654年），名僧函昰自粤而来，入住栖贤寺，振兴寺院，使之成为山南五大丛林之一。康熙六年（1667年），僧石鉴重建寺院，掘得一瓶舍利子。咸丰年间，寺遭太平军焚毁。同治七年（1868年），寺僧朗笙重建山门，修复殿宇，从此香火一直不断。

    顺治年间，高僧剖玉主持万杉寺。他与超渊同宗同时，禅学精深，被称为“禅宗最上中之上者”。他致力于寺院的修葺，使之规模初备，成为奕奕禅林。“正殿巍然，两序翼然，方丈、客堂、庖湢之属秩秩然，钟鼓之声鼎鼎然”。剖玉徒孙大楚主持万杉寺二十年，又拓置廊房、殿宇，增置斋田、庙产，使寺院规制井井，宗风大振。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玄烨手书《般若心经》一卷，赐予开先寺，后又赐书《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和“秀峰寺”匾额，命江西巡抚张志栋和开先寺住持超渊前往江淮受赐。从此开先寺改为秀峰寺，“山门由兹而大”。后来太子胤礽手书“洒松雪”于寺，并赠赵孟頫《法云渡海图》。

    超渊，名心壁，云南人，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主持开先寺，不惮辛芳，规整丛林，借着浩荡皇恩，依靠地方官府，“衲徒参学之堂，宾客憩息之地，以及庖湢仓廪，靡不整故创新，次第兴举”，并广置赡田，增置亭阁，使秀峰寺一跃成为庐山首刹，僧俗趋之若鹜。

    咸丰四年、六年，太平军三次进入星子县境，山南寺院均受重创，寺院建筑残破不堪，僧人四处流散。至同治以后，山南五大丛林渐次修复。

    同治五年（1866年），高僧海印主持海会寺，复建殿宇，置买田产，规模初备，成为中兴海会寺的第一僧。闻风从法者达五千余人，影响甚大。他在海会寺苦心修行四十余年，门徒众多，独对普超格外器重，赠与《华严经》一部，嘱之“闻此可以明心要”。光绪十五年（1889年），普超掩关闭户，刺血书写了八十卷本《华严经》，历时十五年，终因失血过多，于光绪三十三年（1906年）辞世。海会寺在海印和普超两位主持的努力下，成为山南五大丛林之一。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在太虚法师的积极推动下，第一次世界佛教联合会议在庐山召开。随后庐山佛教协会成立大会在秀峰寺召开，选举秀峰寺住持笑月为理事长，有会员190余人，信徒50余人。从此山南佛教渐渐复兴，上海水灾义赈会拔专款修复了归宗寺大雄宝殿，康有为给海会寺购买十亩田产。尤其是山南一直保持着正月十五闹归宗的风俗，附近乡民均可入寺，“纵游无禁”，甚是热闹。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日寇侵占星子后，山南佛教遭到毁灭性破坏，归宗、秀峰、万杉、栖贤、五乳、凌霄、白石、净妙、慧日等寺院均遭浩劫，文物被抢，僧人潦倒。归宗寺珍藏的经文典籍、明清书画及宗鉴堂书法碑刻均被洗劫一空。秀峰寺埋藏于地下的“秀峰寺”碑刻，也被日寇挖出偷运至九江，幸被爱国人士发现追回。万杉寺珍藏的黄庭坚书法石刻、宋元明清历代名人真迹及其他文物尽数劫去。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在海会寺召开星子佛教会，选举秀峰寺住持广宁为理事长。当时全县有寺庵42处，僧尼96人。 1949年，星子解放后，在中国共 产 党的宗教政策指导下，山南佛教又开始复苏，一些著名寺院得到保护，全县有僧尼16人。但在文化 大革命时期，寺院又遭“破四旧”运动，红卫兵砸毁菩萨，寺院改作他用，僧尼还俗，一派萧条。至1985年，全县仅有僧尼5人。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百废俱兴，佛教亦兴。九十年代起，星子县境佛教开始焕发生机，寺庙渐次复兴。如万杉寺、慈航寺、栖贤寺、广佛禅院、紫云寺、龙驹寺等相继重建，而且有的初具规模。2002年，星子县佛教协会成立，选举万杉寺住持能行为会长。至2014年6月，全县经省发证的活动场所共8处，佛教活动点10余处，常住僧众达1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