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金庸那点龌龊事——天涯社区，作者为不容青史俱

六道

本篇文章并不代表本人全部观点，但本人认为此篇文章写得非常之好，在我发表自己的观点之前，强烈推荐大家细细阅读这篇针对金包衣的文章。

六道

本篇目录：

　　一、“明史案”的告密者
　　二、鲜血染红的富贵
　　三、铁杆汉奸吴六奇
　　四、“查嗣庭案”文字狱
　　五、金庸到底是不是满人
　　六、金庸祖上到底有没有入旗
　　七、私心作祟，满口谎言
　　八、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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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史案”的告密者

　　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康熙年间著名的文字狱“明史案”的告密者就是其祖上查继佐。当时无辜屈死者无数，老查却踏着乡邻们的鲜血爬了上去，并因之得到了满清统治者的宠信，短短几十年间，他所在的查氏一脉竟出了七名进士、两位翰林，这在清初满人强烈排汉的风潮之下，是汉人门庭几乎不可能做到地，因此尽管金庸死活不肯承认自己是旗人后裔，可辩解却总显得苍白无力。


　二、鲜血染红的富贵

　　清廷在编撰二十四史中的《明史》时，曾经煞费苦心地大肆歪曲史实，自然不能允许有人私自修史，说出历史的真相。因此当得知湖州（今浙江吴兴）巨富庄廷珑私自聚众编史之后，处置非常严厉，株连极广，“明史案”也成为清代最大的几场文字狱之一。此案最终有七十二人被处死，其中十八人被凌迟，数百人充军，江南一时人人自危，文坛和史坛自此陷入死水一潭的局面。究其根源，金庸的祖上查继佐做为首告，为了一己之私，将原本未必会引发大祸的一次史书编写推动成了一幕人寰惨剧，终致血染江南。
　　据印鸾章的《清鉴》记载：“此案诛死者七十余人，名列参校者皆死，刻工及鬻书者同日刑。惟海宁查继佐、仁和陆圻，当狱初起，先首告，谓廷鑨慕其名，列之参校中，得脱罪。”而在《鲒琦亭集》二二《江浙两大狱记》中的记载也与此相似：“江浙名士列名书中者皆死，刻工与鬻书者亦同时被刑……惟海宁查继佑（后改名为查继佐）、仁和陆钎，当狱之初起即首告，为庭珑慕其名，列之参校；故得免于罪。”
　　“明史案”先后被告发两次，杭州举人查继佐是首告（陆圻亦曾在告状上附名），归安本地的知县吴之荣后来又再次告发。如果起初查继佐不举告，吴之荣也未必就会关注到此事，更无须因为担心失职被惩处而跑去附告（当然也不排除其兼有邀宠的动机），所以说这场浩劫的根子还是在首告查继佐身上。要说这知县吴之荣职责在身，向上反映也属寻常；可查继佐身为江南士人中的一员，竟然主动向满人告发自己的汉族同胞，所为可谓极不光彩。庄廷珑不会不明白自己所作所为的风险，只是不忍看到故国遭到清廷的诋毁丑化，试图给后人留下一些历史的真相，因此才甘冒奇险，倾尽家财去修撰真正的《明史》（不排除其亦兼有扬名的动机），因此在具体操作时肯定会比较小心，能触及编书核心者，都是江南名士，汉人正统，还以为可以顺利完成，却不料晚明举人查伊璜（查继佐又名查伊璜，“伊璜”应该是其族谱名）竟能做到“大义灭亲”，将众乡亲全都送上了断头台。
　　在这场浩劫之后，归安文坛和文人都遭到了重创，文士之中，唯有查继佐和陆圻因检举有功而受到清廷的嘉勉和赏赐，查继佐还和吴之荣一起平分了庄家的家产（“遂与吴某同列赏格，分庄氏籍产之半”——《眉庐从话》），并从庄家得到了“十余舟”抄家得来的家俱器物（“谓曾亲见查等在慈感寺前领取朱、庄家具，约十余舟云”——《费恭庵日记》）。在接受清廷赐予告密者的恩赏时，陆圻受到了良心的谴责，拒绝了这些被无辜屈死者鲜血浸透的财物，之后一个人离家出走，不知所踪；而査继佐却对庄家和朱家（庄氏的亲家）的器物照单全收，这并非只是为了贪图好处，更是要向清廷表明自己对“明史案”判决结果的服从和支持。
　　庄、朱两家都是江南豪富，査继佐虽然仅得其半数家产，也已富甲一方，自此便过上了纸醉金迷的舒适生活。据《纪吴六奇将军事》记载：“孝廉（即査继佐）嗣后益放情诗酒，尽出其橐中装，买美鬟十二，教之歌舞，每于长宵开宴，垂帘张灯，珠声花貌，艳彻帘外，观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亲为家伎拍板，正其曲误，以此查氏女乐，遂为浙东名部。”显而易见，在“明史案”事件之后，査继佐的日子过得相当优渥，其经济来源或许便是出自那些尸骨未寒的死者。
　　在各方史料中，对“明史案”的细节描述略存出入，但查继佐在“明史案”中充当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并在事后获利，却是众口一辞。然而金庸秉心有偏，为了谋求根红苗正、良好口碑，便竭力想要遮掩祖上的这幕劣迹，甚至不惜为此伪造历史，居然在《鹿鼎记》中把查继佐塑造成了正面人物、文字狱的受害者，还将其与顾炎武、吕留良这样的反清名士置于一处，将告密的丑恶行径全都推到了吴之荣一人身上。《鹿鼎记》影响深远，读过的人不计其数，大部分读者无心考究历史，也想不到金庸竟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混淆是非，指鹿为马，因此多为其所蒙骗，在记忆中留下了一段被篡改的史实。原本一段不光彩的先人劣迹，反倒被查先生巧妙地利用，让世人都以为其祖上心怀故国，不肯屈从于满清淫威，在文字中暗讽时弊，这才招致灾劫。一个给江南文坛惹来大祸的告密小人，居然摇身一变，反倒成了慷慨激昂的反清义士，查先生的生花妙笔真是令人又敬又佩。
　　金庸不惜当众扯谎，也要美化粉饰查继佐的动机并不难猜。他曾公然宣称，自己的祖上是出自海宁查氏的翰林院编修查慎行，还曾在1995年二月给浙源乡查传宦的信中自称“族叔”，称对方为“传宦族侄”，还说什么“据长辈所言，我家的确于早年自婺源迁浙江海宁，故我们应是本家。”海宁查家是海宁袁花的名门望族，今存《海宁查氏族谱》二十册，自第七世起的排字辈份为“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传家孝友华国文章，宗英绍起祖德载光”。从族谱中能够看到查良镛的序列，因此金庸自称出于海宁查家还是比较可信地。
　　据《查东山先生年谱》记载：“十四日，（查继佐）以痰喘故，拥衾危坐。夫人诞期将近，远迩姻族以次踵至……族侄嗣韩、嗣瑮以次供饮饵之事。”由此可知，查嗣韩和查嗣瑮均为查继佐之从侄。而由查氏族谱又知，查嗣韩为查慎行之堂弟，查嗣瑮为查慎行之亲弟，因此查慎行亦为查继佐之族侄，查继佐是查良镛的族祖，这也正是金庸在《鹿鼎记》中竭力歪曲真相，甚至不惜指鹿为马，撒谎骗世，也要将这个向异族告密的无耻小人洗白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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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铁杆汉奸吴六奇


　　读过《鹿鼎记》的人，应该会对吴六奇这个名字有印象。在书中，吴六奇是一位慷慨豪侠的英雄、潜伏敌后待机而动的抗清义士，其爱国丹心和凄惨命运曾令无数读者深深感动。然而事实上，吴某人却是一个贪生怕死、主动叛国投敌的铁杆汉奸，投降后一直对清廷忠心耿耿，从无叛清复汉之念。吴六奇本是一个食不果腹的乞丐，从军后立了一些战功，后被明永历帝亲授为南澳总兵，颇享富贵，可以说是深受国恩。顺治七年时，大汉奸平南王尚可喜挥军南下广东，吴六奇当即率部迎降清军，此后追随尚可喜东征西讨，四处剿灭明军残部，屡立奇功，后积功升为提督、少师兼太子太保。
　　据徐鼒《小腆记年附考》卷十七记载：“清世祖顺治七年春正月。戊辰，我大清兵复取韶州，明总兵吴六奇降。[考曰：海宁查孝廉伊璜识吴六奇于未遇，后从王师征粤，官至提督，厚报伊璜。王士祯《文集》、钮琇《觚賸》、蒲松龄《聊斋志异》、蒋士铨《忠雅堂文集》皆记其事，谓六奇以乞丐遇征粤之师，途中被执，献策从戎，积功至节钺。鼒按：诸君皆据传闻言之，其实六奇在明时为五虎乱潮之一，踞大埔、饶平、程乡，永历帝授为南澳总兵。顺治七年，平南王尚可喜等自南雄下韶州，六奇与碣石镇苏利迎降。《台湾外纪》、《行在阳秋》言之历历，安得谓乞丐迎降乎！《贰臣传》谓六奇丰顺人，少时乞食各郡，习山川险夷，至是以总兵降，请乡导大军，招徕旁邑自效，盖乞丐乃少时事，查、吴相遇，实在明世。旋附义旅，为桂王驰驱，后人讳之，而托言骤贵于兴朝，非实录也。附辨于此。]《查继佐年谱》引。”
　　由上面的记载不难看出，金庸之所以颠倒黑白，硬将吴六奇这样一个大汉奸美化为抗清烈士，就是因为查家与吴六奇交往密切，一损俱损。吴六奇落魄时，曾得查继佐资助，降清后飞黄腾达，官至提督。此人不忘旧情，“厚报伊璜”，还曾助查家脱难。金庸对其大加粉饰溢美，原是出于感恩图报之心，倒也不难理解，然而为了小小私惠，就公然忠奸互易，歪曲真相，其做派实在令人难生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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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查嗣庭案”文字狱

　　在《金庸传》中，老查对《清稗类钞》中一个捕风捉影的小故事大加渲染，说什么自己的祖上、满清的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查嗣庭因为用“维民所止”一词命题，其中暗含影射，给“雍正”去了头，因而引出杀身大祸，查家也因之遭到了文字狱的清洗，将自己成功装扮成了一个文字狱受害者的后代。
　　事实上，《清稗类钞》中的这个说法近似野史怪谈，根本不足取信，也很少有史家认同，却一直被金庸用来混淆视听，试图藉此遮掩其祖上查继佐向异族告密，出卖自己同胞的可耻行径。凭借着小说的巨大影响力，金庸成功地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真相，不知有多少人为其所骗。其实事实的真相很简单——清代有两大文字狱都与金庸祖上有关，一为“明史案”，一为“查嗣庭案”，只不过在“明史案”中，其祖上查继佐是可耻的告密者；而在“查嗣庭案”中，查家又成为屠刀下的受害者罢了。（金庸祖上是翰林院编修查慎行，据族谱可知，他是查嗣庭的堂弟，金庸曾误将其当作查慎行的亲兄。）
　　就“查嗣庭案”本身而言，内情也绝非如金庸所述。虽然查嗣庭确曾遭难，他与儿子被拷死狱中，死后还被戮尸，全家流放，连江浙两省的士子都受到株连，六年内不准参与举人和进士的科考，但这却并非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字狱。表面来看，事件起因是雍正因查嗣庭在主持乡试时命题不妥而降罪，稍稍沾了一点“文字”的边，其实个中内幕却是雍正意欲铲除国舅隆科多一党，而查嗣庭是靠溜须隆科多爬至高位，属于铁杆隆党，因此才成为雍正首先要剪除的羽翼，所谓的“出题不当”，不过只是个借口罢了。在查嗣庭死后没几个月，隆科多便被雍正处死。
　　显而易见，“查嗣庭案”不过是一幕披着文字狱外衣的权术争斗，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与其它因讽刺满清、弘扬汉族文化而获罪的文字狱有着本质区别。至于金庸对这则可信度极低，史学界早就不加采信的野史谰言大加渲染，将这块早就无人问津的沉渣又翻起来，并且伪装成信史，煞有介事地推销给广大读者，其用意也并不难猜——无非就是想掩饰这场文字狱的独特性，尽量要将其与其它文字狱混为一谈，以便让人们产生“金庸祖上也是反清文人，曾因弘扬汉族精神招祸”的错觉。
　　笔者少年时读《鹿鼎记》，便感觉第一章的风格与全书大异，甚至还有些多余，心中就觉得莫名其妙；直到长大以后，才领会到金庸的高明之处。就凭此一章，老查不仅歪曲了事实，将“明史案”的告密丑行全都推到了吴之荣身上，洗白了其祖上查继佐；更有力配合了“维民所止”的误导，为自己塑造了一个“文字狱受害者后代”的高大形象；同时更巧妙地掩饰了自己的旗人后裔身份，淡化了祖上曾任清廷高官的事实；更遮盖了他在小说中吹捧满清的不公正立场，实可谓一举数得。仔细回想一下金庸写的小说、评传和杂文，文字中对清初的几任皇帝（皇太极、努尔哈赤、顺治、康熙）都推崇备至，而从诛杀其祖上查嗣庭的雍正之后，便再无溢美之词了。
　　笔者对金庸的险诈心机十分钦佩，能够如此不着痕迹地塑造起自己的光辉形象，由一个可耻的告密者的后代，转眼间就变成了文字狱受害者的后人，轻轻松松就博取了人们的同情，可谓变被动为主动，手法堪称高明老辣。查先生能将岳不群“伪君子”的形象刻画得那样传神，果然并非幸致。
　　如果有人仍存疑虑，希望进一步了解此案的细节，请自行检索阅读陈伯良先生的考证文：“清代查嗣庭案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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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庸到底是不是满人

　　说起“查”姓，原是汉人姓氏，但起初人数很少。满清刚入关时，正白旗有一批姓“沙拉”的满人改汉姓为查，融入了查氏之中；而一些查姓汉人在为清廷立下功劳之后，又被恩赐抬了旗，成为了汉八旗子弟，这两个变化大大增加了查姓在中国的人数。据《满族汉姓对照表》记载：“[查] 老姓，包括沙拉氏，以及加入满族的查氏（汉族）等。”显然认为如今查氏的主体以满汉融合者为主，与满族无关的查氏已经少到不值得记述的地步了。
　　说起汉八旗，并非一些人认为的，是把死忠于满清的汉人编在一起，给个旗人头衔，在血统上还是汉人。为了永远骑在广大汉人头上享乐，清廷大搞民族压迫和民族隔离，禁止满人和汉人进行通婚，不过汉八旗子弟在入旗后，便获得了与满族这个统治族通婚的资格，与汉人反倒不能再行婚配，这也是满族统治集团从汉人中抽取忠顺精英，以壮大自身队伍，为自己增加统治助力的高明手段，成效极佳。在这种政策下，经过几百年的通婚和融合，汉八旗的血统与汉人渐行渐远，已经从实质上蜕变成了满人，如今的纯满族血统已非常少，大多数所谓的满族人其实都是汉八旗的后代。
　　这种“满汉不通婚”的藩篱直至清朝落幕后才渐渐被打破，那些仅含有极少量汉人血统成分的满人们也开始大量与汉人婚配（一些人甚至干脆偷偷将户口改回为汉族），其血统中的汉族比例也逐渐回升。时至今日，满、汉两族已经实现了真正的融合，很难再区分开来了。
　　金庸出生于1924年，比满清灭亡的1911年只晚了十三年，那时满汉间的融合才刚刚起步，大部分旗人还未开始与汉人通婚，金庸多半还是身具较为纯粹的满族血统，因此一些人将他视为满人也是基本准确地。不过有些人将金庸的祖上说成是汉八旗包衣（即家奴），却是刻意的中伤诋毁，金庸祖上可是正宗而高贵的旗人。
　　当然，查良镛本人是决计不会承认这一点地，由于迄今尚无确凿的直接证据证明他的祖上曾经抬过旗，这也给他留下了狡辩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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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金庸祖上到底有没有入旗

　　做为首告“明史案”的大功臣，查继佐得到了雄厚的经济回报，更重要的是，他因此而得到了满清统治集团的赏识信任，被视为了“自己人”。其时满清入关未久，从江南地区吸纳部分文人、士族入旗，以壮大自身的力量，正符合其统治的需要，因此对于査继佐这种肯带头投效阶前，并且已经缴纳了“投名状”的江南名士家族，清廷通常都会大力笼络招揽。查继佐年过花甲，身体又不好，因此并未入朝为官，但他所在的查氏一脉却从此官运亨通，达官显宦层出不穷，成为当时最受满人宠信，与异族统治者积极合作的模范家族。
　　就查继佐本人而言，虽未入朝，但身份超然，俨然就是统治集团中的一员。据《偶然录》记载：“公应吴督之招，在两广署时，陆晋亦贵为潮州提督。盖晋逸去后，即从军效力，积功谋任至此。知公至粤，遣使赍帛书为请，公赴之，晋郊迎百里外，其崇奉之礼不异于吴。”显见查继佐受到了两广提督吴六奇和潮州提督陆晋异乎寻常的礼遇，查家是当时“沾官气儿”的大族。
　　在康熙年间，以查慎行为首的叔侄数人同时在清廷居官，查家一时风光无限。在《鹿鼎记》的楔子中，金庸曾洋洋得意地炫耀自己祖上“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而翻阅整个查氏族志，查家在清朝一共出了十名进士和五位翰林，多出来的这六人便是与查继佐支系不同者。从这十五人的分布情况不难看出，虽然海宁查氏枝繁叶茂，查继佐所在支脉在其中只占小小一隅，但居官者却大多集中在他这一支，比例高得离谱，且大部分都集中于康熙年间，这应该便是得到清廷关照后的结果。换言之，正是靠着文字狱的首告之功，踏着江南士人们的尸骨向上攀爬，查继佐一脉在官场上的成就才能达到那样的高度。
　　自入关以来，满清对汉人一直防范打压，入关之初尤甚，因此在康熙年间，门庭显赫的汉人极少，查家能得到清廷如此的赏识信任，实属异数，由此也不难看出，当时查继佐一脉与满人的关系颇为密切，是当时积极迎合清廷的模范家族，很可能还入了旗，与满人进行了通婚等进一步的融合，清廷这才将其当成“自己人”，格外赏拔重用。
　　当然，仅凭查继佐告密一事和查家在康熙年间的显赫风光，尚不足以断言金庸的祖上曾经入了旗，然而只要细查他的诸部作品，其间蕴藏的那种露骨的倾向性便足以让人们相信这一点。在“满汉不通婚”的规矩下，抬了旗的查继佐一脉便不再与汉人通婚，在血缘上与满人则越贴越近，在历经两百多年之后，其后人早就以满人自居，金庸自然也不例外。
　　出于对本民族的热爱，金庸在自己的十五部小说，以及他那些发表于《明报》之上的社论、散文、评传等作品中，大肆歪曲史实，竭力鼓吹满清入主中原的合理性，为清军入关拍掌叫好，更在多个地方隐晦地吹捧满人，贬低汉族，嘲讽反清复明之举，劝诱汉族百姓甘当顺民……种种表达让他露出了狐狸尾巴，让我们能够清晰看到他的态度和立场，也构成了查继佐一脉曾经入旗的间接证据。
　　对于老查在自己的十五部小说中掩藏的那些猫腻，笔者在“从金庸十七年的小说创作生涯，看他的阴鹜虚伪和险恶用心”一文中已经进行了深入剖析，此间便不再赘言。如果说在写小说时的胡扯还可以托辞为“艺术需要”，那在本应严肃客观的史论《袁崇焕评传》中，老查却照样通篇胡言乱语，比在小说《碧血剑》中歪曲真相更甚，这种行径就很难再找到借口来狡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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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遍及《袁崇焕评传》全书，都弥漫着为满清入关摇旗呐喊的可耻论调，更对满清取明而代表现出了极大的喜悦之情，现试引几句如下：

　　“整体说来，清朝比明朝好得多。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他们的总平均分数和明朝十六个皇帝相比，我以为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因为前者的是相当高的正数，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对于满洲人入主中国一事，近代的评价与前人也颇有改变。”

　　“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蒙元、满清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做庄’，满洲人建立满清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F·B、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到明末更成为中国数千年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明朝当然应该亡，对于中国人民，清朝比明朝好得多。”

　　仅凭这短短三句话，查先生的立场和民族倾向性便已显露无遗。虽然金庸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是旗人后裔，但笔者绝对无法相信，一个在内心将自己归属于汉人的作家，会对一个落后的游牧部落取代文明先进的汉族王朝流露出如此的欢欣雀跃，还能不顾事实和逻辑，牵强地得出“清代明是历史进步”这样的荒唐结论。也不能理解，明朝统治层怎么就比动辄屠城、把人分成四等的蒙元政权残暴了。更不能明白，有着开明的廷议风气、御史言官可以直言批评皇帝却不获罪、已经流露出民主思想萌芽和小资产经济雏形的明朝，怎么就成了“最专制”的朝代了？怎么就不如闭关锁国、大兴文字狱、刚刚摆脱渔猎部落联盟模式的满清开明了？为了给满清歌功颂德，营造入关的合理性，竟然如此毫无底线地睁着眼睛说瞎话，学者的良心何在？明朝是有不少缺点，但就算她再次一百倍，难道还不比那些尚处于原始的政治结构，正在推行半奴隶制的女真蛮族强么？
　　在《袁崇焕评传》中，我们还能看到这样的一段话：“（明朝）所面对的敌人，却是自成吉思汗以来，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天才努尔哈赤。这个用兵如神的统帅，传下了严密的军事制度和纪律，使得他手下那批战士，此后两百年间在全世界所向无敌。铁骑奔驰于北埵大漠、南疆高原、扩土万里，的的确确是威行绝域，震慑四邻。努尔哈赤以祖宗遗下的十三副甲胄起家，带领了数百名族人东征西讨，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大帝国（元朝的蒙古帝国横跨欧亚，不能说中华帝国的领土竟有这么大。蒙古大帝国的中国部分，远比清朝的疆域为小）。清朝的疆域比汉朝、唐朝全盛时代都大得多，宋明两朝更不能与之相比。当时外蒙古、朝鲜、越南、琉球、今日苏联东部的大片土地都是中国的领土或属地。清朝全盛时期的领土，比现在的中国大得多了。满洲战士后来打败了俄罗斯帝国的骑兵，打败了尼泊尔的埵喀兵，打败了蒙古兵，打败了朝鲜兵，打败了越南兵，间接打败荷兰兵（郑成功先打败荷兰兵，攻占台湾，满洲兵再打败郑成功的孙子），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两百年中，无敌于天下。至于当时和明帝国交战，已接连三次杀得明军全军覆没，每一个战役都是以少胜多。努尔哈赤兴兵以来，迄此时为止，百战百胜，从未吃过一个败仗……”
　　在上面这段话中，金庸对努尔哈赤的顶礼膜拜，以及对“满洲战士们”的欣赏崇仰之情，几乎快要跃纸而出，字里行间中流露出的自豪感遮都遮不住。在查良镛口中，什么汉唐宋明，给清朝提鞋都不配，一个内心以汉人自居者，能写得出这种东西么？就算真是事实也不可能这样措辞，更不要说整段都是在胡扯瞎编了。为了吹捧满清，金庸不惜在这段中歪曲历史、夸大事实，昧着良心将上万清军面对几百个俄国地痞束手无策近一年，伤亡数倍于对方的表现拙劣的雅克萨之战说成是“打败了俄罗斯帝国的骑兵”，还牵强无比地得出什么“间接打败荷兰兵”的荒唐推论，真让人无法相信居然是一个知名学者在自己本应严谨的史传中所言。说实话，就连论坛里性喜打滚撒赖的孩童，一般都说不出这种可笑的话，为了吹捧自己的满族祖先，查先生可以说连脸都不要了。
　　在《碧血剑》中，金庸曾借他万分崇仰的满酋皇太极之口，为叛明降清的众汉奸正名，将这些贪生怕死的家伙说成是百姓的恩人：“你们汉人骂你们是汉奸，日后你们好好为朕办事，也就是为天下百姓办事，总得狠狠的挣一口气，让千千万万百姓瞧瞧，到底是你们这些人为汉人做了好事呢，还是崇祯手下那些只知升官发财、搜刮百姓的真汉奸做了好事。”笔者非常好奇，若是一个将自己定位为汉人的作家，要生具怎样扭曲的心态，才能写得出上面这番话，才会去搜肠刮肚地编排出这种扭曲牵强的逻辑。在清朝入关之后，一个渔猎（还不如游牧先进）部落联盟水准的落后政权取代了更加先进文明的明朝，期间给文明带来的倒退和给百姓、国家带来的巨大伤害，就算是小学生都略知一二，几乎每一个学者在提及此事时，也都会提到“倒退文明”这个关键因素，可独独查先生却对此选择性失明，只字不提，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其中缘由，实在颇为值得玩味。
　　简而言之，金庸在自己作品中所流露出的态度和立场，以及种种乖谬的言辞论调，若说是出于一个江南汉人的世家子弟之口，那是根本说不通地。可他若是出自一个深得清廷宠信的旗人家门，那如此绞尽脑汁地为满清说好话，为投靠满清的众汉奸正名，疯狂贬低汉人和明朝，却又半点也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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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私心作祟，满口谎言

　　金庸在自己的小说中明目张胆地颠倒黑白，刻意歪曲今人对历史的认知，已成常例，影响极其恶劣。从《射雕英雄传》开篇时，他就一路捏造丘处机等全真七子杀金兵、灭汉奸的抗金义举，在《神雕侠侣》中，又臆造渲染王重阳耗费半生心力抗金、全真教拒绝蒙古诰封、全真派诛杀蒙古使者、力助郭靖戍守襄阳等事迹，将全真群道塑造成不畏强权，民族性强烈的忠义之士。然而事实上，王重阳、丘处机、包括整个全真派，都从未有过任何抗金、抗蒙之举，反倒先投靠金人，又充当蒙古人的走狗，堪称是不折不扣的汉奸组织，却被老查塑造成了高风亮节的爱国教派。双手沾满汉人鲜血的铁杆汉奸吴六奇，在老查笔下也摇身一变，竟然成了豪气干云的反清义士。“明史案”中可耻的告密小人查伊璜，也被美化成与顾炎武、吕留良相交莫逆、并驾齐驱的反清名士。吕文德一代名将，先后数十次击败来犯的元军，即使在众寡悬殊、外无援兵的绝境之下，仍然在襄阳死战不退，迟滞元军兵锋达三月之久，最终与城偕亡。伤亡惨重的元军为了泄愤，将其首级悬于城头三日示众……这样一个忠肝义胆、不顾生死抗击异族的爱国将领，反倒被金庸塑造成了贪生怕死、猥琐无能的可憎小丑。而在《倚天屠龙记》中，那曾经担任大元县令，对元朝统治念念不忘，在元亡多年之后，仍然坚持以“大元遗老”自诩、自居的张三丰，却被描述成气节昭昭，以驱除鞑虏为己任的反元志士……
　　虽然金庸曾因史学功底太差而被浙大学生轰下讲台，但最基本的史学常识他还是具备地，更何况在写小说前，他也肯定会先行了解相关背景；而从其作品常与历史结合，表述也大多无误来看，他在涉及历史时也很注意严谨性。像这样的人，不可能犯下这么多幼稚的史学错误，因此凡是书中与事实明显相悖者，都无疑是处心积虑的有意歪曲。事实上，金庸所宣扬的错误历史论调基本都集中在民族矛盾方面，且大多涉及清朝和明朝，其中缘由，不言自明。
　　有一些人为金庸辩护，说其小说中的某些内容与历史不符，是出于“艺术需要”，认为不能拿写史书的标准去要求小说作者，所以金庸想怎样写就可以怎样写，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写小说并非撰史，确实允许适度的艺术加工，但对历史的改动，应该是基于情节需要，而不能任由作者去随心所欲地恣意篡改；在尺度上，也不能太过分，太离谱，毫无底线地任意发挥。否则的话，若是某个作者祭出“情节需要”、“小说允许改编历史”之类的幌子，把秦相爷、吴总兵、汪主席之流都塑造成民族英雄、爱国志士，将史可法、文天祥、岳飞等人塑成小丑、无赖，忠奸互易，颠倒黑白，我们是否也应该对此宽容理解，听之任之？
　　更何况，金庸对历史的歪曲，根本就不是出于什么“情节推动”的需要，而是有意要歪曲历史，蛊惑世人。就如《鹿鼎记》的第一章，根本就与整部书格格不入，对全书情节的推动非但无益，反而还有负面效果，完全就是金庸为了洗白祖上查继佐而生硬夹带出来的私货。如果真是为了推动情节，那和顾炎武坐在一起的，就该是历史上真正的反清义士，至少也该是个虚构人物，而绝不该是一个告密小人。查先生不顾羞耻，腆着脸安排那一幕顾、查二人痛斥告密者的情节，其用心昭然若揭，又岂能用“情节需要”四个字就搪塞过去？
　　小说作者在书中表达自己的个人观感，本是人情之常，原也无可厚非，但这种表达不应该是对真相的歪曲，更不能是包藏祸心，对整个社会的有意欺骗。查良镛将自己的小说当成歪曲历史、坑蒙群众的工具，利用其社会影响力来颠倒是非，谋一己之私，文人的清高正直和知识分子应具的基本操守均荡然无存，其心机之险诈龌龊，所为之可鄙可恨，实在令人齿冷。而金庸的小说又与其他武侠作家大有不同，其历史描述具体翔实，九真一假，煞有介事，轻易便能骗取读者的信任，让他们误以为是真实历史，这也正是他的小说害人匪浅的原因所在。
　　金庸之所以撒谎骗世，其心路并不难猜。他的祖上之所以发迹，始于查继佐告密赢得清廷好感，他自然会对这个老祖宗另眼相待；加上金庸生性虚荣好名，担心祖上的不光彩行径影响到自己苦心塑造的良好形象，所以才会煞费苦心地对查继佐大加粉饰。康熙当年待查家甚厚，令这个原属寻常的汉人门庭，陡然间变成了高贵的旗人，跻身于统治阶层，之后更是在此基础之上飞黄腾达，勋贵名臣迭出，成为当时的显赫大族。饮水思源，查家上下自然对帮助祖上脱罪的吴六奇、以及改变查家命运的康熙感激莫名，这也正是金庸知恩图报，在《鹿鼎记》中拼命吹捧美化这二人的原因所在。
　　当然，金庸吹捧康熙，洗白全真教和吴六奇等汉奸，还有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查先生身为旗人，价值观自然与我辈不同，既然他祖上是投敌汉奸，并靠着出卖乡里才得了富贵，那洗白其它汉奸和投敌组织，便是给自家正名，其惺惺相惜，兔死狐悲的情结，原非寻常国人所能体悟。
　　正因如此，在金庸的作品中，对于降清的众汉奸，如施琅、范文程、吴六奇、马宝、赵良栋、洪承畴等，一概加以开脱回护，对其叛国的苦衷也给予了充足的理解，甚至对其投敌当汉奸的行为持认同，甚至赞颂的态度，将这些家伙塑造成了维护国家稳定的英雄、识时务，让百姓能够尽早从战乱的苦难中挣脱而出的大功臣。2004年，金庸在泉州两度与施琅像合影，在镁光灯下，对其景仰崇拜之情几乎难以遏止，之后便在众记者面前大谈自己的历史观：“现在的历史观也有不同了，许多意识都应该改变了。满族与汉族的观念，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云云。其实参拜施琅只不过是个引子，老查真正的目的，无非还是要当众宣扬自己那“独特”的满汉观念罢了。在众多降清汉奸中，金庸独独对吴三桂一味贬低、敌视，其中缘由也并不难猜，无非就是因为吴三桂曾经起兵反清，试图复兴汉统，威胁到满人集团对中国的统治罢了。

六道

除了大肆撒谎之外，金庸还在自己的小说中竭力美化满清，贬低明朝，甚至到了罔顾事实，对所有的异族都大加吹捧，对所有的汉人王朝都拼命贬低的地步。在老查的作品中，对中原王朝的皇帝描述极少，通常只是一个单薄模糊的剪影；而且评价普遍很烂，在笔者印象里就没有出现过正面的形象，或明或暗的贬低倒是层出不穷。在查先生笔下，汉人王朝的殿堂上总是充斥着一群昏聩无能、尸位素餐的废物，只会掠夺百姓，欺压良善，正经事儿似乎一件也不做。为了丑化汉人王朝，民族英雄吕文德被丑化，守襄阳靠的全是游侠郭靖，朝廷只会在后面掣肘添乱；驱除鞑虏的一代雄主朱元璋被塑造成窃国小人；年仅十七就能用智计铲除阉党的崇祯帝也被说得蠢如猪羊。至于汉人官吏，更是几乎没有正面形象，都是些诸如卑鄙无耻的段天德、残酷屠杀契丹百姓的宋兵、被令狐冲戏弄的小丑军官之流，可以说是清一色的人渣。而与之构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英明神武的皇太极、鸟生鱼汤的康熙、豪迈的完颜阿骨打、讲义气的拖雷、精明强干的忽必烈……就连那个人见人爱的李文秀，喜欢的也是异族人，汉人少年中或许也有好的，可她却偏不喜欢。
　　金庸这种种偏颇言论，都有着明确的宣传目的，就是要为满清取明而代营造合理性，甚至冠以正义性——既然异族人这么好，中原汉人这么烂，那满清取明而代，自然就是替天行道的义举。除了一个满人对自己王朝的归属感和亲近感之外，金庸这样做还有另外一层动机，即试图藉此来淡化人们对投靠异族者的唾骂和憎恶，从而为自己家族投靠异族，并得到宠信的劣迹进行开脱。为了这一己之私，老查有意在自己的作品中裁剪史料，歪曲事实，再借助自己所拥有的显赫声名和小说的广泛影响来有意误导读者，试图藉此来达成那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笔者看来，金庸既然是旗人后裔，以满族为主血统，那为满清高唱赞歌，不过是出于对本民族深深的爱，倒也无可厚非。虽然在他写作时潜藏的那些小心思里，充斥着不磊落、撒谎、无诚信等负面因素，令人心生鄙夷，但尚且能够忍受，若是他能够堂堂皇皇地站出来，直抒自己的观点，倒也能博得笔者几分赞许。然而此人虽然素以“大侠”自居，但言行举止间，却毫无侠客的磊落之风，行事藏头露尾，令人作呕。虽然他一心倾向满清，希望为其说些好话，对其入主中原的行为进行肯定，却又担心因此而遭到以汉文化为主体思潮的国人唾骂，身败名裂，因此在写作时遮遮掩掩，像小媳妇般“犹抱琵琶半遮面”，言谈举止畏畏缩缩，自相矛盾，惹人生厌。最恶心的是，他一面撒谎造假，狂吹满清，一面却又不肯承认自己是旗人一员，竟然试图混在汉人中间，将自己装扮成一个胸襟坦荡，具有开明民族观的达人，真可谓虚伪至极。
　　事实上，金庸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编造谎言，硬生生将告密小人查继佐美化为反清义士，又把“为民所止”的谰言捧出来，煞有介事地渲染宣传，给自己祖上添加反清色彩，这其实都是心虚的表现，恰恰反映出他对祖上入旗一事被人发现的忧虑，以及对自己伪装磊落，暗怀私心的真面目被世人看清的恐惧。
　　然而事与愿违，虽然借着种种下作手段，金庸一度成功欺骗了不少人，可同时却也露出了更多的马脚，反倒加速了谎言为人戳破的过程，渐渐原形毕露。如此欲盖弥彰的结果，却非老查当初所能预料了。
　　听闻老查近年来又在写白话版的《中国通史》，笔者不禁忧心忡忡。思及金大侠一贯具有的不诚实、任意篡改历史等不良做派，对历史观即将遭到荼毒的下一代真是万分同情。尤其是一想到明、清两朝历史即将被歪曲成的模样，实是连呻吟叹息的力气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