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后来相会

陈林森

                                 五十年后来相会
      “五十年后来相会”在年轻人口中成为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有一首恶搞歌曲的歌词是：“再过五十年，我们来相会，送到火葬场，全都烧成灰。”但是今天，这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猴年正月十二（2016年2月19日）上午，原九江一中六六届高三（3）班的三十名老同学在相隔半个世纪后，齐聚在九江玉兰花宾馆会议厅，实现了毕业五十周年聚会的愿望。相隔近半个世纪，其中多数同学是第一次见面，许多同学见面不相识，笑问同学是谁谁，有几个同学面目全非，好一会才想起当初的形貌，或从侧影能看出当初的特征。查过当初的名单和校友录，总共人数为39人，其中去世两人（廖长水、彭祖彭），失联两人（骆戌初、叶修正），因病缺席4人（陈吉生、兰江玉、钟礼云、沈念龙），请假1人（张家骏），实际到会30人，这个比例在同类聚会中算高的了。有的同学是坐飞机、乘火车赶来参加。有的同学为了赶上聚会改签机票。


前排左起：钟礼旺、王德培、胡朝林、林世鸿、林传珍、张秋和、邵金如、张友正、蔡荫光
中排左起：钟君豪、王承虎、张盛青、刘俊普、陈尚国、张友生、王少华、陈林森、邵英明、徐子芳
后排左起：邹太送、余忠信、高立何、蒋一正、雷存艾、刘根源、陈忠符、严为民、惠兆群
注：聂暾（因行走不便）、胡星旺（因乘飞机提前离会）未在场
亲，你有认识的吗？这些人平均年龄69岁了……
      我是这次聚会的“始作俑者”，去年10月份向余忠信同学提出了这一建议。当时是受到比我们高一届的学兄去年举行高中毕业50周年聚会的刺激，事实上我们这一届同学毕业以后天各一方，并且又是非常特殊（可谓空前绝后）的一届学生，史称“六六届”，又有一个类名“老三届”。我们高中毕业之际，正值文革爆发，“砸烂高考制度”，大学停办，使我们失去了高考的机会，因为“停课闹革命”而滞留学校两年，因而我们在九江一中总共待了五年之久，至1968年国家对这一届高中毕业生实行“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边疆、面向基层）的政策，我们在被命运抛到社会最底层以后，以各自不同的遭际和轨迹，走完了人生主要的征程。当时除了少数出身好的同学选择当兵以外，其他同学是没有选择自由的，家在农村的一律回乡务农，家在城市则分别进农场和工厂。而在老三届中，六六届是唯一接受了完整的高中教育，是其中文化素质最高的一个群体，有时人们说到“老三届”，实际上主要就是指我们这届老高三的同学。后来我们分别通过参加宣传队、担任会计或技术员、当民办教师、提拔基层干部以及招工等机会，个别同学还幸运地得到推荐上大学（成为那个时代的“工农兵学员”）的机会而改变命运。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东方不亮西方亮，我们这批同学，虽然天地不仁，但最终总能找到一条出路，我们班30几个同学没听说有遭遇特别惨的。特别是其中部分同学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恢复高考，参加了77、78两层高考，由老三届变成了“新三届”。由于是小城市，我们这一届没有红二代，基本上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对于自己来说是耽误了青春，对于国家来说是埋没了一批人才。如果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绝不可能是今天这样的造化。据了解，我们这个班没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没有处级以上高官，没有大老板，没有在海外留学的，没有名人（或者也许可能据说还算我的臭名昭著一点，呵呵）。而原本我们的多数是1963年由各县凭高分考上了地区的重点高中，许多同学都非常聪明，却走了不少弯路，留下了天大的遗憾，在改革开放以后进入中年，才迎来了迟到的春天。余秋雨曾说，老三届是“历史的牺牲品”（《文明的碎片》）。

与徐子芳合影。徐是班上的文艺尖子，他与彭祖彭也要好，2008年我与徐子芳参加了彭的追悼会。徐子芳是一颗未能升腾的明星。
      我们这一届同学来自九江县的最多，约占三分之一，再加上九江市区的，他们中的部分同学成为这次聚会的组织者（服务团队），其中特别是余忠信同学做了大量工作，有的同学辗转艰辛才联系上，并且发起建立了一个微信群（约有一半同学尚未使用智能手机），命名为“6633群”（寓意六六届高三[3]班），进行了先期沟通，集思广益，大家对聚会都非常支持。他们把我也划入“服务团队”，其实我只是和余忠信保持了密切沟通，提了一些建议，起草了一份影集的前言。
      上午用了两个多小时交流，主要是介绍各自在“四个面向”后的履历，整理以后形成文字，发给那些未能参会的同学。请了专业摄像师（同时是我们的校友）全程录像，也拍了不少照片。我记录下了几位同学的发言：
      余忠信（九江县）：1968年8年来到德安萤石矿当工人，1969年筹建德安水泥厂直到1988年，由工人到技术人员，到生产科科长、副厂长，1988年调九江县水泥厂任厂长、总工程师，1991年调九江县经委副主任、主任，其中有一个插曲：84-88年带职带薪在武汉工业大学读了4年书，1994年援建外企，2004年退居二线，后来朋友邀请前往四川汶川水泥厂工作，且到老挝工作了一年多。（余忠信是我们的老大哥，1945年出生，是年龄最大的。他在校时担任校团委副书记，如果不搞文革，他本来是要保送复旦大学，前程不可估量。）
      陈忠符（九江县）：1968年回到九江县农村务农，当时他家里被抄家，8个月不敢回家，在外面流浪。父亲平反后当了民办老师，后来任公社秘书，武装部长、乡长、书记、教育局长。现在身体很好，再活十年没有问题，争取二十年。这位同学在校时就“少白头”，显得比同学们都老，而现在脸色红润，返老还童，在会上余忠信作了开场白后，他代表服务团队致欢迎辞，毕竟是当惯领导的，发言时口若悬河，妙语连珠。
      胡朝林（瑞昌）：回乡后，（因家庭出身好）在大队当宣传队长，专案组，1969年当兵。但因为祖母家是富农，没能当上飞行员，当了普通的兵，在部队3年，在司令部当文书，1973年退伍，当民办教师十年，直到1983年考民师转正，到九江师范读了一年书，当班长，当时的九师，母子同堂，父子同堂的都有，读书后回到学校继续当老师，后来又参加成人高考，学物理，我们的同学陶颐德（不同班）做我的班主任。
      林世鸿（武宁）：1968后回武宁后，留在了县被服厂，每月工资16元，在这里工作了10年。进行技术革新，并被评为厂、县两级劳模。1973年参加了高考，考了武宁县的第2名，但因为父亲是国民党中校，没有被录取。1978年参加恢复高考后的高考，本来没有打算参加，后厂里的两名青年工人要林辅导他们考中专，报考时他们替林报了名，用一个月时间复习功课，结果考上了华东交大机械制造系，毕业后分配到江西制氧机厂（九江）。2003年体制改革，50岁以上一刀切，到广东当了工艺师，2010年退休后晋升为正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王少华（修水）：1968年底回修水，离校时遗憾手中没有一张全班同学的合影。最初在南岭综合厂打米，后来因为会唱歌，参加了公社的宣传队，得到贵人的帮助，搞到了中学当老师，教书7年，1975年调到县二中，1984年进县委办，最后在县政府办主任位置上退休。
      蒋一正（武宁）：1968年当兵，因为家在武宁没有亲人，退伍后回到南昌，1972年在江西省电机厂钳工，1977年参加高考，当时每月工资31元，找不到书，报考的志愿是上海机械学院和江西工学院，但录取到了江西医学院，从此走上了从医的道路，在妇产科干了4年，后在省妇幼保健中心任妇保科科长。蒋是我们班唯一的医生。
      钟君豪（九江县）：1968年四个面向到新洲垦殖场种棉花，1971年进厂，一直在九江锁江楼电厂直到退休。现在在老干部中心打打球，打打麻将。
      王德培（九江县）：回家乡后种了一年田，后来进公社农机厂，参加宣传队，当老师，当了33年教师。
      林传珍（九江县）：开始到了工矿，1975年进县公安局，直到退休。
      张友正（九江县）：1968年务农一年，1969年进公社木器厂担任会计，1979年当民办教师，1990年年进师专进修，解决了转正，直到退休。
      张友生（武宁）：1968年回武宁，在农村2个月，找领导进了县发电厂，搞了十几年，后来进县公安局6年，调到县组织部工作了十多年，1995年调库区办（当时建柘林水库）十多年直到退休。
      邵金如（都昌）：下乡不久后当了民师，又曾在大队代销点工作，后进县商业局，又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学员，学化学，教了两年书，后任公社教育专干，教育专干一职（因体制改革）撤销后，当中学教师，在北山中学当过教导主任、副校长，1987年评中级职称，2002年评高级职称。
      聂暾（都昌，原名聂小毛）：1968年进了县造船厂，当工人，后先后调县城建局、环保局，副科级退休。这位同学坚持业余研究哲学，著有哲学专著两部，成为有影响的民间哲学家。此行带了他的第二部哲学著作分送各位同学。
      邵英明（都昌）：这位同学在九江一中读到高二，高三开学时因家庭困难转学到都昌中学，在农村长期务农，自学中医，1977年参加高考，成绩优异，因政审原因未录取到志愿报考的医学院，而被录取到新开办的九江师专，学化学，后一直在中学任教化学课程，直到退休。
……

加了一张1968年的老照片，前排左是本人啊，像不像啊？
      我们这个班是个和尚班，我们这一届一共5个班，高二以后只有我们一个班没有女同学。我在高一时是在1班，那时只有1、5两个班有女同学，1班有17名女同学。进高二时按俄语分班，我们农村来的俄语基础差的与市里俄语成绩好的分别编了班。下午我们从一中母校出来后，在校园附近遇到了高一的3个同学（姚宝燕、程良慧、刘园陵二女一男），他们是师专毕业后分到九江一中当老师，其中刘园陵与我同桌。

      我在发言中表示了对离世的两位同学的悼念，特别是彭祖彭同学一直和我最要好，也是唯一在离开九江一中后到他去世前始终保持想到联系的高中同学。我在聚会之前给在上海治病的陈吉生同学打了电话，希望他身体康复后能见个面。陈吉生在电话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这些人是被耽误了的一代人。陈吉生和我是当时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

飞飞

都是精神健硕的老大爷啊，哈哈

南康小子

真是不简单，50年再相会，真不简单

少府山人

      
         人一过中年，就不自觉的开始怀旧了。我们也要面临毕业三十年了。。。。。。。。。。
         陈老师刻的蜡纸《新编词语集锦》我还收藏着，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我还清楚记得高一语文王老师在教室后面第一次出黑板报写的《开篇词》（？）的第一句话：“一日相处，百年情长”。还有那句“让我们五十六颗心紧紧联系在一起，不负感情与青春的恩宠”。所以我班高一56个人记忆深刻。三十二年了！。。
        陈老师姊弟的教学敬业精神一直是学生感佩的话题。还有，早已离开我们的，敬爱的丁老师。。。。。
        祝福所有的老师！

人醒我醉

感人的时刻，感人的文章！

雪花

人醒我醉 发表于 2016-2-25 08:48
感人的时刻，感人的文章！

确实！特别是最后一句让人感慨万分！

游走的画笔

陈老师，期中怎么一个女同学都没有，可见当时社会女性无论是在家庭还是社会上的地位极其低，还是现在社会好，不说真的实现了男女平等，最起码应该是（四六）平等吧

游走的画笔

陈老师，虽然那个社会把你们的命运推向了最底层，最起码你们能生为男性，以是不幸中的万万幸，不幸是那时的社会造成，比起身为那时候的女同胞，却也算上等了，那时的女同胞没有来的及被社会抛向最底层，却首先被自己的家庭挚爱的亲人排向最底层，何期不幸啊，何以挣扎啊。

文山鹿

今生何处又相逢？面对无言情似海。

陈林森

游走的画笔 发表于 2016-2-25 09:37
陈老师，期中怎么一个女同学都没有，可见当时社会女性无论是在家庭还是社会上的地位极其低，还是现在社会好 ...

一共5个班，只有我们这个班没有女生。当然女生比例比现在小得多。一切都打上时代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