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档案│清“绩谿县儒学记”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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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档案│清“绩谿县儒学记”铜印

铜印历史悠久，历朝各代都有制作，上至春秋战国，下至明清两朝，铜印伴随先人走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庐山博物馆藏有一枚清代儒学记铜印，该印是当时教育职能机构的权证载体，同时也是清代统一管理制度的一面镜子。

清代安徽“绩谿县儒学记”铜印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征集到庐山博物馆收藏。绩谿县位于安徽省南部，是徽州六县之一，徽州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乾隆年间辖属安徽徽州府。该铜印也是目前传世不多保存较完好的县级儒学铜印。印系铜质，土黄色，长方形，长8.5厘米，宽5.5厘米，厚1.8厘米，高11厘米。铜柄为椭圆形，长径2.2厘米，短径1.8厘米，柄根部略粗。印面为四行阳刻满汉合璧的两种文字，平分为二，汉文居左，满文居右。左为铁线篆体汉文“绩谿县儒学记”六个字，右为与左同义的垂露篆体满文，印文四周为5毫米的框边。印背面右边阴刻楷书“绩谿县儒学记 礼部造”字样，左边阴刻满文，字意同右。印左侧面阴刻楷书“乾隆十六年五月 日”，右侧面阴刻楷书“乾字六千四百六十号”。印铸于乾隆十六年五月即公元1751年。

乾隆时期的铸印工艺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正因为乾隆时期改镌御宝旨在统一印文，所以才出现印文标准一致的现象。清代官印同属礼部铸印，乾隆朝定制时同时完成了印文满汉文均篆及界定不同篆体的应用范围的双重任务。印文的不同篆体由顺治朝初定的玉箸篆、九叠篆、柳叶篆，增衍至玉箸篆、芝英篆、九叠篆（即尚方大篆）、柳叶篆、小篆、殳篆、钟鼎篆、悬针篆、垂露篆共九种篆体，九种等级。为了便于登记造册管理，印均“印文清、汉本字镌于印背，年、月、号数镌于印旁。21验之于现存此时期所造印信，款识形式基本都遵循这一制度。《清史稿》载：“铸印入印文字有满文、汉篆与蒙古文等，印面兼用满、汉文字。”乾隆十三年（1748年）以后，将满文印文也改为篆书体。官印印面一般为方形或长方形，印钮多长柱体，下粗而上略细，且凡礼部造印皆有统一编号。

《元明清史稿 职官志》载，元明清于各府州县设立学校，设儒学教授，学正，教谕及训导等职，掌教诲所属生员。乾隆绩谿县儒学记铜印为教谕学官之印，是乾隆十六年五月礼部直接铸造颁发的，此印与《清史稿 舆服志 》所载“各州县儒学铜条记，长二寸六分，阔一寸六分五厘”，型制完全一致。清儒学记是厚积薄发的成果结晶。它采用“学记”这一传统体例形式，保持了原体例的结构特点。传统教育的濡染。经史致用、经世致用的取向，力倡学术创新，鄙弃流俗经生之业的取向。博学于文、行体有约，能见其大、能见其通的取向。畜德修身、行己有耻的取向。该印是清儒治学精神与研究方法的系统总结。清儒的治学精神有许多非常感人的典故，他们的许多治学方法也是接近科学的方法。正是这些精神与方法催生了他们的骄人成就，也是新时期学人可以引以为鉴的。清学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清代学术的源流进行了细致的考辨，得出清学源于宋学的结论。

自印章以石质为材料之后，刻铜之法反倒被人忽略了。古代的铜印可刻可铸，本无定则。表面上看他们重操刻铜之业是追溯古法，探求前人遗则，其实也可能是重起炉灶，重新探索；其次“工整秀丽，章法纯厚，得汉人遗意”，通过铜都能精准地表达出来，这便是最关键的地方。“炼铜钢皆自为之，世传其业，不传外人”，所以件件都是精品，因而才能在清流派篆刻史中占得一席之地，同时也完成了从工匠到艺术家的升华,“寂寞千秋孰与从，古来大匠多拙工”。

（文章来源于长江周刊）

莫须有

古来大匠多拙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