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之凉风，国之初心——记都昌退休教师夏国初

陈林森 · 发表于 2019-6-8 10: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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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之凉风，国之初心
                                             ——记都昌退休教师夏国初

                                                                        陈林森

   现在我完全从教学岗位上退下来了，就想写一写夏国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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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国初和我是同龄人中的好友。我们不是同学，胜似同学。属于这种关系的人，在朋友圈屈指可数。这是一种“广义的同学”。现在还没有一个概念来界定这种关系（不是但胜过Students in the same school）。我们在同一个时间节点读书，本来很可能成为“现实版”同学，但错过了。初中我分别在三汊港和张岭求学，他先后在都昌中学和大港中学就读。后来我到九江一中念高中，国初兄则录取到九江师范。再后来我们都当老师，他在都昌，我在星子。好像两条平行线，无论怎样迂回曲折，就是没有一个交点。然而，我们有更多共同点。首先，我们同为“老三届”。老三届是共和国历史上极其特殊的种群，色彩斑驳，评价不一。我们被革命的风暴裹挟，又热血贲张地冲向革命的飓风，跳入政治的漩涡，接受暴雨的洗礼。尤其是我和夏国初这一批66届更是首当其冲。尽管人生的具体路径不尽相同，但我们有整体近似的经历，近似的视野和见闻；更关键的，我们经过尔后漫长而痛苦的反思，最终形成了大致相同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还有共同的秉性和爱好，喜欢读书和思考。我们在职进修，改变学历，我参加自学考试拿了大专文凭，国初兄则通过师大函授取得一纸证书。和我一样，国初从学校退休多年，身体尚好，心态年轻。2013年携老伴到广州与儿子共同生活，远离家乡和长期工作的地方，但他还经常参加原籍和所在地的社会活动，也是社区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继续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我在退休以后先后受聘多地工作，近年在一个小城中学任教，最近才完全退下来。现在，我和夏兄可以有更加充裕的时间互相交流。我在文章里写过好几个同学，现在，我萌生了写一写夏国初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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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9日夏国初与作者在星子渊明广场

   其实我和夏国初今年见过一面。那是清明前夕，他从广州回乡祭祖，绕道星子（现为庐山市）看他女儿，行前主动约我见面。3月29日下午，我应邀来到他女儿经营的宾馆，见到了久违的夏兄。他用他的厚大的手掌热情地抓住我的手，紧握不放。
   我们在一间普通的客房里聊天。主人准备了茶点、水果，国初兄不时站起来礼让。
   国初不像一般的南方人身材矮小，他一米八的块头，在各种合影里大都显得“鹤立鸡群”。南方也不是没有高个子，但有的人高得撑不住，老早就把背驼了，有的体形太瘦，或头小脖子细，整个身体像豆芽或竹竿。他虽然年过古稀，依然挺拔，稳健，身子、手、脚都长长大大的。他的肌肤和他的经历一样略显沧桑，头发茂密，鼻翼宽厚，脸型方正，上嘴唇略带向下的弧形，再加上两道浓黑的剑眉，使人感觉有一股凛然正气。我疑心他乌黑的头发是原色，他说染过，每两月染一次，事实上从50岁就开始白发了。
   这次聊天，谈到他当年为什么从都昌中学转到大港中学的。原来那一年正是1962年，国家处在非常时期，全国精简城镇人口，连中学生都不放过。都昌中学招收的来自农村地区的初中生，除了县城和周边少数公社的生源，其他都“发配”到离县城很远的中学。比如家在北山的邵金如就在县中读完了初中，再考到九江一中读高中。夏国初家在多宝，其实离县城并不远（19公里），离大港则有40公里。而当时多宝公社只有夏国初一个人在大港中学读书，为了上学，常常半夜爬起来，孤单一人长途跋涉，路上要经过6个公社（乡镇），走到左里太阳起山，晚饭时分才能走到学校。中午经过蔡岭，有时在小饭店里吃便饭，有时就吃点家里带的干粮。我当时从苏山到张岭上学，路程只有夏的一半，有一次元旦放假，我下午从张岭动身，走到天黑以后才到家，回到家居然在母亲的怀抱里大哭一场！现在的孩子不会相信当年读书如此艰难。连我也不相信，我当时以为我是最“可怜”的。
   我和夏国初交往有30多年的历史，但直接的接触并不多。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因事到左里中学去，第一次认识夏国初。当时在老同学邵英明的宿舍聊天，夏国初走进来，邵英明介绍我们认识。仿佛我把他的名字听成了“夏国柱”，国之梁柱，觉得和他的身材很般配。我们聊到聂小毛（后改名聂暾），原来我的高中同窗好友，后来成为业余哲学家，是他在大港中学时的同班同学。物以类聚，我们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我知道他是多宝人，中师毕业的正牌老师。他也风闻过在下的贱名。当时我们倾盖如故，便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就是那次邂逅，让我们种下了友谊的种子。那时我的家在苏山，来往星子要经过多宝，然后翻越蒋公岭，飞渡神灵湖。从星子来去，常常要在多宝歇一下脚。有一天，我真的找到了他的家——上湾夏村，那是一栋有天井的年代久远的祖屋，屋子里空荡荡的。我之不惜在乡野间弯路，一路问到他的家，主要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到他家“蹭”一顿饭，而是为了追寻友谊。两年后，1984年，夏兄到星子来看他的姑妈，也到寒舍来看我。那天妻子在厂里加班，是先母做的极其简易的饭菜，夏兄多年后却反复提及，作为我们友情的证据。我和他的交往正应了古人所说：君子之交淡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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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国初与九师部分同学在一起，有你认识的吗？

   后来我逐渐了解到，这位正人君子，多年来，特别是在他退休后，为复兴传统文化，为都昌县的经济文化发展，为夏氏后裔的繁荣昌盛，多方发力，建言献策，奔走呼号，乃至亲自捐资著文，做出了太多贡献。
   2003年，在都昌县委书记、县长的支持下，组建“都昌县人才信息中心”（后正式批准为挂靠县商务局的民间社会团体），为都昌县介绍和引进人才，作出了贡献。
   2004年他的有关论文被《江西哲学学会会刊》采用，并被吸收为江西省伦理学会会员，
   2011年先后被吸收为江西省诗词学会会员、鄱阳湖文学研究会会员、鄱阳湖国学研究会会员、都昌县文学工作者协会会员。
   2007年（这一年正式退休）创办“中华万家姓网站•夏氏网”，为首任站长。尔后相继担任夏氏宗亲网、夏氏宗谱网、都昌在线网、都昌户外网、都昌新闻网等众多栏目的版主（主编）。
   2009年出席浙江绍兴•大禹文化国际学术研究会及大禹后裔宗亲总会联络处成立大会，在大会发言，并当选大禹后裔宗亲总会联络处副秘书长。2014年冬任江西夏氏联谊会筹备组常务副组长。自2014年开始参与组建广东及广州夏氏联谊会，2016年任广州夏氏联谊会顾问。2014年4月出席在江西修水召开的中华夏氏联谊会二次筹备会议，宣读论文，系大会主席团成员。2017年4月发起组织江西都昌夏氏联谊会筹备组，并任顾问。2018年任江西谱牒研究会夏氏文史委员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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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初先生编著有《都昌县多宝乡志》（2012）、《海内外都昌同乡录》、诗文集《南山青松集》、都昌《夏氏宗谱》，参与编写《都昌历史名人》（都昌县政协主编）、《中华夏氏人物志》、《中华夏姓文化》（上、下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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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夏国初先生为家乡的文化事业，为宗亲的共同事业，做出了很多努力。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和表达能力，在教学之余，热心公益事业，退休后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各种社会文化事业。尤其重要的，国初兄还是一个古道热肠的好人，多年来，不管份内份外，罄其所能，为同学、同事、宗亲、乡民等排忧解难，扶危济困，做了不少乐于助人的好事，留下了大量感人的事迹。
   1967年春，正是“文革”初期，九江师范六三级（2）班同学刘玉生（后为都昌徐埠良种场学校教师），在湖口被学生开枪误伤（当时“武斗”之风弥漫全国）。夏得知，立即单枪匹马从九江赶往湖口探视，并与肇事方及当地有关单位协调解决医疗费用，并联系交通工具转送九江陆军医院医治。不久，刘玉生同学康复。
   1971年，夏国初主动找到多宝公社党委副书记扬天象，反映他的初中同学、“富农子弟”郭青生在文革中受冤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强行迁居新屋刘家监督劳动的情况，请求落实党的政策，迁回郭家，恢复名誉。不久后此事得到落实。1974年，夏国初又主动向多宝公社教育专干反映郭青生的情况，要求组织上恢复其“民师”待遇。1988年，郭青生因病逝世，对其子郭万里顶替职务之事，当时遇到一些障碍，夏国初千方百计进行协调，最后终于办理好了。
   1971年，夏大力争取在县教育局工作的老师谢文的支持，拨款300元，建设多宝公社仁义小学两间教室和两间教师住房。这在当时的村级小学，是比较少有的财政拨款基建项目。1974年，多宝中学校舍被台风吹倒，夏老师应邀与学校负责人帅志一起找到九江市地区教育组（即后来的教育局）领导，通过地区教研室主任熊大成（夏在九师的老师）的帮忙，争取到了省里的拔款29000元，重建了多宝中学。
   1985年，新妙湖水产场方某（女）因无生育能力，被丈夫强行退婚，夏国初受人委托，找到有关部门调解此案，方某得到应有的补偿。
   2009年－2012年，夏国初被业主推选担任所在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主任，组织居民交卫生管理费；请人打扫卫生；下水道多次堵塞，夏多次协调有关部门、建筑承包方、县政府领导，对下水道进行了重修。又经过夏的多方奔走，2012年解决了业主办房产证的困难，得到该小区居民的信任与称赞。
   2010年起夏国初担任都昌县退休教师联谊会(当年度都昌共有退休教师1800多人)副会长，是主要的策划者、组织者、发言人，为全县退休教师提高待遇和维护合法权益做了不少实事，赢得广大退休教师的拥戴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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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国初与夫人在广州

   下面这个故事更能体现夏国初的为人。
   1978年是中国“抓纲治国”的一年。这年冬天，春节前夕，夏国初以学生的身份，登门看望原都昌中学党支部书记，70年代任星子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张通明——当时张因在“文革”后期犯“错误”而在揭批运动中被揪斗、关押，此时刚刚“无罪释放”。夏提着两斤猪肉去看他。原来他家里杀了过年猪，于是挑了几十斤猪肉到星子县城卖（价钱好些），想到张通明落难，自己又敬佩和同情他，于是留下两斤猪肉送给张书记。夏国初告诉我，张通明在都昌威望很高，被誉为“三张半嘴”（口才好），自己当年听过张作报告，很受教育，也很佩服。两斤猪肉的价值也许算不了什么，但一个在政治上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受到污名和惩处，现已无职无权，赋闲在家，却能得到来自一个没有任何现实关系的普通人的关心，能给他带来多大的安慰！张当时已经丧妻，与孩子生活在一起，听夏国初说明来意，不禁咨嗟欷歔，说：“我做的事对得起天地良心……”他再三挽留夏国初在家吃晚饭并且住一晚，夏本来是要赶到五里公社（今白鹿镇）姑爷家住，后来便留下来住了一宿再回都昌。
   无论升沉荣辱，多年来，张通明在都昌、星子两县的口碑都很好。张通明挨批斗时，剃了光头，挂了黑牌，五花大绑，到每个公社巡游批斗。有时晚上开批斗会，就在某个公社住下。有一天，吃晚饭时，伙房里的工友有意在打给张的饭菜下面埋藏几块红烧肉——其他的批斗对象则没有这种“待遇”。张通明在“文革”结束后不久被抓捕，雪上加霜的是，在他关押期间，与他相濡以沫的贤妻因患肺癌不幸去世，张被允许参加遗体告别。事后张提出要到他夫人所在单位（文化馆）去一趟，得到批准，张戴着手镣脚铐，在警察的“陪同”下，挨个地向单位的每一位领导职工深深鞠躬，然后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这些故事，都是夏国初的姑爷——五里公社畈里汪村一个当时50来岁的普通农民（闲时做点小生意），亲口讲给国初听的。正是听到姑爷的陈述，更激励了夏国初去看望张通明的念头。
   夏国初是一个不忘初心的好人，在浮躁的夏天，他的故事将带给我们习习的凉风。他有雷锋的画风，又能与时俱进，而他行事的一切都是依据中华传统道德和做人的良知，不与世浮沉，也不随人俯仰。他的精神，值得我，也值得大家学习！
                                                                                                   ——2019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