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迁葬记

陈林森

先父迁葬记

（五年前的旧文）

       先父于上世纪60年代初病逝于九江专区医院（今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当时由在该医院工作的二姐操办，火化后安葬在市郊的马宿岭（俗称瓦子岭）公墓。2005年母亲去世，那时马宿岭公墓已经停止新增业务，先母被安葬在离市区更远的贺嘉山陵园。两地的距离并不太近，坐公交得转车，打的也不方便，这十年来，每年清明扫墓都比较麻烦。这次二姐提议，将父亲迁葬于贺嘉山，与母亲合墓，一次性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众许之。
       3月10日星期一，我第一次去贺嘉山咨询，了解了有关情况。如果碑石取出来是完整的，只需要四千元以内；如果要换碑石，则要一万元左右。迁墓流程也大致清楚。姐姐们说费用大家分担，我说还是我负责。现在姐姐们经济状况都不算好。大姐年届八旬，自不必说；二姐当初为父亲治病，安葬父亲，独立承担，全部包揽，后来又送我读书，贡献最大；三姐曾经长期赡养母亲，现在又在治病，花费巨资；四姐企业退休，工资不高；五姐在农村，没有退休工资。我是唯一的儿子，应由我独立承担，况且费用也不算多。为了早日把事情办好，我打算第二天就去交钱办手续。
       我回到星子后，二姐追来电话，说是墓碑刻字需要提交父亲的生卒年月日，建议我明天到九江，先到马宿岭去，把父亲墓碑上的日期抄下来，交给贺嘉山。这件事提醒了我，忽然记起家里有一本陈氏宗谱，查到的结果是：（陈）振瑶，字攻玉，清宣统二年庚戌八月十八日未时生，殁于一九六一年正月三日。宣统二年即公元1910年，比母亲大两岁。出生日期确凿无疑。但这个谢殁的日期“正月三日”对不对呢？后来我们共同回忆，不应该是农历正月初三而应该是公历元月3日，估计是修谱的人根据报上去的1月3日这个日期直接“改写”成农历的说法。父亲是1961年元月去世的，父亲去世的时候，学校还没放寒假。这一记忆根深蒂固。我当时只有12岁，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少年失怙，可是一件天大的事。这个记忆不可能出错。二姐在电话中问，会不会是1962年的元月份，我说绝不可能。我们家是在父亲去世后从三汊港迁到苏山的，而母亲工作的调动则是1961年的暑假，父亲不可能在这个时间之后去世。这个日期确认后，发现一个问题，母亲的生卒日期和父亲的出生日期都是农历，那么，要不要把先父去世的时间也换算成农历，保持几个时间在历法上的一致？但我想，岁末年初，阴阳历换算（阳历1961年1月3日相对应的阴历是庚子年即1960年的十一月十七日），在年龄上会造成一岁的出入。这样一来，先父的享年就只有刚刚50岁（按照阳历享年51岁）。先父仙逝太早，未享尽他的阳寿，本来就是他的不幸，也是全家的不幸，如果将卒年改成阴历，就在形式上从他短暂的阳寿中再减去一岁，我于心不忍，就保留了这一个阳历。
       先父的一生是悲凄的一生。他不像母亲出生于名门望族，早年享受过荣华富贵，他是从山窝里走出去的“凤凰男”，上世纪20年代从赣西北偏远的山区考入省立第二职业学校，后在南昌实业银行当会计，与大学肄业的母亲结合。姐姐们都说父亲年轻时长得漂亮，一手毛笔字写得好，算盘打得好，能够“反手算盘顺手字”。在民国时期，他们的经济状况至少是衣食无忧的，但在抗战期间，南昌沦陷，跟随当时的政府机关到处流亡，颠沛流离，饱尝艰辛。因此，我一个姐姐出生在此地，另一个姐姐出生在彼地。但在解放前夕，在社会动荡的时候，走错了一步棋，听信了他一个表哥的劝诱，去从事自己的弱项——做生意，结果输个精光，血本无归，为了躲债，逃到都昌乡下，乃是我的家庭“由小康坠入困顿”的一大转折点。我们家在都昌乡下参加了“土改”，我们成了“都昌人”。母亲1952年重新参加工作，被新政权接纳，我家从乡下搬到都昌县城。母亲当时在县文化馆从事扫盲工作（学龄前的我在这里受到最初的文化启蒙），后调往三汊港小学教书，过了两年，父亲也到三汊港小学工作，做总务。1956年工资改革，我们家过了两三年的幸福生活。母亲以较高的学历，拿了那所小学普通老师中最高的工资。然而父亲在1959年受校长诬陷，以“贪污罪”入狱（实是校长挪用），贪污金额为125.95元，被判三年徒刑。这对我来说，是个永生难忘的屈辱的数字。我想，就算父亲犯罪事实确凿，恐怕在量刑上也有一个“罪不当罚”的问题。但在那个年代，我们家每势单力薄，处于社会底层，除了逆来顺受，别的没有任何想头。监狱里的生活条件损坏了父亲的身体，一年多后因病保外就医，回到三汊港。当时家里经济十分拮据，先父没有得到有效治疗，下半年病情加重，不得已前往九江，投靠在医院工作的二姐。记得当时是由家人送他到县城上轮船，但没有人陪他到九江，他坐了七个小时的船，然后一个人提了行李，拖着病体，从码头走到二姐家，偏偏二姐和姐夫都不在家——那时通讯不发达，姐姐、姐夫并不知道父亲到达的准确日期。父亲在姐姐家门口台阶上坐了很长时间，当时已是冬天，又冷又饿，因受风寒而加重了病情。二姐及时办理了住院手续，但父亲在医院只住了两个月，就不治身亡。先父罹患的是肺结核，俗称“痨病”，在当时是死亡率很高的疾病，相当于现在的癌症，据说临死时他的肺已经烂光了。也是祸不单行，第二年（1962），在国家因“三年困难”而实行“精简下放”政策的大背景下，母亲因“历史问题”（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被开除工作，我的家庭遭受没顶之灾，那年母亲50岁，三个未成年子女，没有了收入来源，不仅经济上坠入乞讨的边缘，而且我们姐弟在政治上受到沉重的打击，在心灵上也蒙上了浓重的阴影。我感觉到，由于这些原因，产生了严重的自卑感，使我的性格和智力的发展都受到不良的影响。父亲死的时候，政府还没有提倡火葬，二姐选择火葬只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二姐回忆说，当时九江没有正式的殡仪馆和火葬场，遗体是在能仁寺火化，放在一口大缸里用木柴焚烧。难怪这一次去移动骨灰，发现都没有烧得那么彻底，呈块状而不是粉末，许多骸骨保留了焚烧前的形态，以至于将骨灰从陶缸移到骨灰盒里已然盛不下。我目睹先父的骨殖，想起父亲短暂而渺小的一生，不禁悲从中来……


       父亲其实是热爱生活的，当经济条件允许的时候，他出差时会购买一些图书和零食回来接我。他的性格善良、内敛，他做着总务，有时学校要他临时代课，他说一口难懂的方言，又缺乏驾驭学生的能力，以至于小朋友们闹哄哄的，不得不由我母亲出面来维持秩序。在我们姊妹中，小时候如果有谁调皮，在外面惹了祸回来，父亲咬紧牙关，做出要打人的架势，但巴掌扬起来后始终没有落下。在他去九江治病之前的一段日子，因为学校宿舍不够，他在外面租房子住，独自生活，那时我还在读小学，经常陪他，放学后去看他，有时陪他上医院，有时在他的脚下睡觉。可是在他临终的时候，我——他的唯一的儿子不在他身边。我还永远不会忘记，当两名持枪的民兵把他从小学校五花大绑地抓走的时候，我也不在他的身边，后来知道是家人有意把我支走的，事后当班主任老师找我谈话，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号啕大哭，悲伤、压抑和恐惧的泪水如洪水决堤，不可收拾。父亲受牢狱之灾时，我才11岁，我写信到狱中（我第一次写信），劝他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回家和家人团聚。爹爹呀，我不知道，当你弥留之际，对你这个唯一的，也是和你一样老实无用的儿子，是否有一点念想和难舍？你养病的日子，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艰难的岁月”（莫言《母亲》中的用语），也是我们家庭最困难的时候，连饭都吃不饱，又用什么来调养你那已经深入膏肓的病？我可怜的父亲，你一定是在肉体和精神双重痛苦的情况下离开人世，你到死都是“戴罪之身”，你的“罪状”和你“贪污”的数字，当年写在三汊港镇街上的黑板报上，在那里“示众”了很长的时间（我每次经过那里都绕着走），你死后，永远在地下蒙受不白之冤……

       按照迷信的说法，迁坟移葬是一件特别慎重的大事，不可草率，需要挑选一个良辰吉日。据查，近期十四日（阳历）是吉日，此后连续几天都不宜安葬，十四日不行，则要到二十日才是下一个吉日。再查天气预报，十四日是晴天多云。于是，今天我和妻子去贺嘉山陵园服务中心正式办理迁葬事宜。天气晴得特别好，春风和煦，阳光灿烂。我们坐班车从星子到九江，在姑塘路口等候九江大外甥克强的小车，和克强一起来的有四姐陈影柏，和另一个外甥——五姐的长子小敏。上次已经预交五千元押金（并作为万一起碑时破损了需要更换墓碑的费用），也就是说，一块新的碑石价值五千元。如果没有破损，这五千元就退还给我们。今天得知墓碑没有受损，而且已经打磨好，正面需要重刻的碑文也已刻好（背面晚辈的名单全部保留）。其他费用包括：搬迁费600，开穴费300，拔碑费300，磨碑费500，刻字费按字数计费（大字每个12元，小字每个5元）共580元，刻字后烫金费1000元，总计3280元。此外，再加上购买骨灰盒，以及香火爆竹之类的丧葬用品等各项开支，不超过四千元。克强从九江买来了鲜花摆放在墓前。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在中午以前就结束了。在开穴起坟时，我们燃放了鞭炮，焚烧了纸钱，并向先父禀报：“今天我们要给您搬家了，要将您从这土房子迁到现代化的‘小区’去了。从今以后，你和妈妈（外婆）做伴，互相照顾，不会再在这里冷冷清清了。”
       迁葬结束并结完账，我们到九江小外甥武军开的餐馆吃饭。这家餐馆位于南海路，店名“牛羊会”，以经营嫩牛肉为主，有专门的进货渠道，开张不久，很受市民欢迎，赚得不少的回头客。我们刚吃完饭，有九江电视台记者来采访，将在九江美食节目中向观众推介这家餐馆，为小外甥做免费的广告。妻子开玩笑说，这是外公外婆在天之灵保佑你们呢，外公今天乔迁，好高兴呢。（2014年3月14日）

      （附注：因为某处约稿，把这篇旧文翻出来了。竟发现此文没有收入《苦卓堂文稿》中，也没有在星子网发表过，是为遗憾。略作修改，在此发表。）

六月飞雪1

走过的是泥泞，看过的是烟云，尝过的是苦辣，扛起的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