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子历史文化丛书：《寺观书院》前言

莫须有

《寺观书院》前言

郭晓辉

1995年，星子县的佛寺、道观和书院生机勃发，景象一新。 佛界喜讯频传：万杉寺的天王殿上梁，紫云寺的大雄宝殿竣工，栖贤寺的修复规划获批，海会寺新塑的佛像开光了；道院也瑞气缭绕，简寂观不再沉寂，香客、游人络绎不绝，附近的村民多次合议翻新旧殿，以接纳更多的香火；书院更是洋溢着青春活力：白鹿洞书院已修缮完毕，五种书院古志重新结集出版。大殿小堂里，“你讲一场，我讲一场”，书声琅琅，翰墨飘香。 这些佛寺、道观和书院，迹象虽新，名字却旧，有的已沿用千百年，比星子县的历史还长。 978年，在宋代为太平兴国三年，星子立县。那一年，北宋征服南唐才二十几个月。那时的星子县，方圆百十里，古寺、古观星罗棋布。始建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归宗寺、栖贤寺、简寂观钟鼓相闻，而修造于南唐时期的开先寺、圆通寺、灵溪观依然不失皇家气派，恢弘壮丽。尤其是开先寺和白鹿洞书院（南唐时称作“庐山国学”），于立县前一年获宋太宗的“赐额”、“赐书”，盛极一时。历北宋一朝，无论是寺、观，还是书院，因得官方推动，竞相生发，一派兴旺。直至金兵越过长江，刀火相加，好日子才告一段落。1130年，金兵北归，南宋叛将李成趁机盘踞星子。近一年的时间，他肆意烧杀抢掠，佛寺毁损严重，“十存二三”。五十年后，朱熹（1130—1200）知南康军。他看到星子县的寺、观大都“各复其初”，甚至听到工匠斫砍木头的“斧斤之声”，兴复书院之志油然而生。白鹿洞书院幸得朱熹的多方周旋，开基构屋，开课授徒，又得历任南康地区主官的呵护，绵延近二百年，可惜最终还是毁于元末战火。由明入清，道观日益衰微，境况大不如昔，可寺院和书院却步步走高，进入鼎盛期。1584—1599年，明神宗先后三次把佛经颁给归宗寺。江西布政司为筹措建藏经阁的费用，特从南丰、广昌两县调拨资金。南康府专门出台几项禁令，为古寺量身定制“护身符”；1703年和1707年，清圣祖“赐经”、“赐额”于开先寺，寺也更名为秀峰寺，江西省的几任巡抚费尽周折，为秀峰寺修山门、建楼阁、置田产，忙得不亦乐乎。历雍正、乾隆两朝，当朝皇帝又频频关注星子的古寺名刹，引得高僧大德纷至沓来，寺院建设一浪高过一浪。明、清两代，书院在星子分作两支：一为民办，一为官办。民办书院多由乡绅开办，经费自筹，存世的时间均较短。官办书院仅白鹿洞一家，在清初还得到了康熙皇帝手书的匾额，直至咸丰（1850—1861）年间被太平军拆毁。1853—1856年，太平军先后三次攻进星子。他们信奉“天父、天兄”，视其他宗教为异端，烧寺焚观极为疯狂，白鹿洞书院也“生童星散，屋宇毁坏”。这场灾难是毁灭性的，让寺院、道观的元气几十年后都无法复原。倒是白鹿洞书院几经修复，稍见起色。至抗日战争期间，寺、观又遭劫难，三十余座已沦为虚墟，无数珍贵文物或化作炮灰，或下落不明。1966年，“文革”开始，全县僧人、道士还俗，寺、观名存实亡，只有白鹿洞书院因归属林业农垦部门，免遭“破四旧”，成为较完整的文物。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老树发新芽，新一轮的复兴开始，直至2016年星子撤县，融进庐山市。 兴一时，衰一时，寺院、道观和书院在庐山和鄱阳湖之间走过十几个世纪。幸运的是，属于星子县的那一段时光，开头是兴，结尾也是兴，倒也算圆满。

作者 |  郭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