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子历史文化丛书：陈再阳《摩崖碑刻》序

莫须有

陈再阳《摩崖碑刻》序

李国强

    星子县城鼓楼门旁有一副名联，为清乾隆年间南康知府刘方溥所撰：“曾是名贤过化，前茂叔，后考亭，我亦百姓长官，且试问催科抚字；纵使绝险称雄，背匡庐，面彭蠡，谁作一方保障，敢徒凭形势山川。”从这副对联看，这位地方长官对治下山川人文颇有些文化自信与自觉。

    就我观察，与周边县份相比，星子作为“名贤过化”之地，的确山水称雄，人文厚重，人才辈出。星子经济不算发达，但崇文尚教，自有一番文化气象。比如：陶渊明研究会、五柳诗社、庐山历史文化研究会、落星文学社，近年又崛起一个庆云文化社，文化活动不断。无论公务员队伍，还是企事业单位人群，无论在职者，还是退休人员，亦无论男女，喜好翰墨书画、编修史志、吟诗作赋者甚众。即便在历届县领导中，亦不乏其人。近年，星子一班人志趣相投，又编写了《星子历史文化丛书》一套十本。我手头的这本《星子石刻》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庐山人，我素来关注庐山的文化研究成果，读完书稿，让我再次惊喜。在现当代，搜集研究庐山石刻，徐新杰应该是第一人。1981年1月11日，我曾在《江西日报》发过一篇《庐山石刻》的小文。四年后，当我拿到徐新杰的《庐山金石考》，收入摩崖、碑刻200余幅，顿时有纵览云飞、豁然贯通之感。这满山石刻，何尝不是庐山一道风景？不过，当时这本书还只是作为星子文史资料，内部印刷，发行量不大。接着，孙家骅、李科友的《白鹿洞书院碑刻摩崖集》问世，收入143幅，内容丰富，但仅限一地。2010年，陶勇清主编的《庐山历代石刻》出版，收入300多幅，参与人数众多，规模空前，图文并茂，然美中不足的是，所收山南居多，山上与山北特别是现当代略少。

    文化传承，后来居上。陈再阳的这本《庐山石刻集》收入1000多幅，分为山南、山北、山上三编三十章，一百余节，内容覆盖全山，收集较全，考证简洁，编排合理，实为集大成之作。从石刻内容看，或昭示地名，或语涵景象，或记藏史事，或明誓心迹，或融汇佛道，令人美不胜收。如果把庐山冠以石刻名山的话，那么这本《庐山石刻集》算得上是一幅石刻庐山全景图。

     尤令我惊喜的是，作者陈再阳，既非达官显贵，也非教授学者，而是原星子县公安局的一名年轻民警。“民警”与石刻，年轻与大著，非“名贤过化”之地，恐怕难以联系在一起。当年，徐新杰搜集整理庐山石刻，筚路蓝缕，备尝艰辛。他“文革”前即开始着手，“文革”中被斥为“四旧”，待到改革开放，东风化雨，才修成正果。成书之日，他感叹道：“匡庐之美，古今共赏。自汉唐以来，许多历史名人，销魂于她的碧罗裙下，为她唱了不少恋歌，留下许多诗词题刻。或赞山川形势之胜，或抒忧国忧民之情。是祖国灿烂文明的历史见证，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唯岁月推移，风雨剥蚀，许多石刻已漫漶难辨。如不及时抢救整理，势必随光阴流逝而消失殆尽，岂不可惜可痛哉！”如今进入新时代，前有先辈，后有来者。陈再阳在学生时代就读过徐新杰的《庐山金石考》，对石刻萌生了兴趣。参加工作后，他利用业余时间，攀崖爬壁，跨溪越涧，惟精惟一，白天搜寻、拍摄，晚上整理、考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承中又有新发现，可喜可贺。

     书艺藏真，久研为功。庐山石刻具有内容博大，书法精美，书体齐全，选点讲究的特点，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搜集整理研究石刻，既是追寻前人足迹，叩问先贤情思，传承先进文化，也是抢救文化遗产，珍藏精神财富的高雅行为。陈再阳十几年如一日，既是兴趣使然，是实力展现，也是对故土和社会责任的担当。“江山代有才人出。”在星子这块“名贤过化”之地，从徐新杰、陶勇清到陈再阳，锺情庐山文化者代不乏人。如今，平台更大，视野更宽。跃上匡庐之巅，极目鄱湖之水，当有更多英才为庐山折腰，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添彩！

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

（作者李国强：庐山人，江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省社联主席，省社科院院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