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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陈林森 于 2011-5-18 08:35 编辑
记终生务农的老同学——周望柏
陈林森
5月16日,我到都昌县蔡岭镇看望了近半世纪前的老同学——周望柏,他曾经是个读书的种子,却因各种原因,高中辍学回乡务农,与一切机遇擦肩而过,当了一辈子的农民。
我不是看不起农民。在那个年代,我的理想曾经是当工人。在当工人的愿望感觉很渺茫的时候,我曾经准备当农民。高中毕业上山下乡,我当了一年真正的农民。我体验过农民的部分滋味。但落实到周望柏身上,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读书潜质的人,当农民是一种无奈之选,我对此感到深深的惋惜。
我这次到蔡岭主要目的本来是看望48年前的初中老师,当时张岭中学的教导主任曹越先生。他是我初中时期的恩师,对我宽严相济,耳提面命,语重心长。曹老师今年83岁(虚岁),身体尚健,能步行数里路或更多的路而不喊累。但看望当时的老同学周望柏,却给了我更深的感触。
关于张岭与蔡岭的关系,我觉得有点像鹰潭之于贵溪,樟树之于清江。改革开放以前,蔡岭是张岭公社的一个大队。那时,蔡岭什么也没有,除了一个车站,只有一座荒芜的山岭。而现在,张岭隶属于蔡岭镇,后者成为都昌县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商集镇。蔡(蔡岭)马(马回岭)高速建成以后,蔡岭之于赣北的战略地位和经济价值将更加凸显。
周望柏是蔡岭镇宝山村人。近半个世纪前我在当时的张岭中学读初中时,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当时他和我是班上的学习尖子。我们初中毕业后同时考取了九江一中,而且在同一个班。遗憾的是,周望柏在九江只读了一年就休学了,后来一直在家务农。休学的原因他自己说是经济困难。后来听曹老师的儿子谈论,说真正原因是他的生母死得早,继母对她不好,不送他读书。我问他,在60年代,有文化的人很少,你怎么连一次招工或当老师的机会也没有呢?他说,机会有过,有一次,有一个招工的机会,别人害我,说我的叔叔是“历史反革命”,大队书记不给我盖章,结果把机会丢了。我问,你当时的家庭成分是什么?他说是中农,如果是贫下中农可能也要好一些。周望柏比我大三岁,高一休学时已经差不多到了当时的法定婚龄,所以回乡以后很快就“儿女忽成行”了。恢复高考之际,他早已过“而立”之年,但那时候对历届高中生和同等学力者的年龄并没有严格的限制,按照周望柏读书的秉性,不会没有考上的希望。但他当时甚至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如果思考过大概也没有勇气跨过这一步。我在他家吃中饭的时候,他的同龄的妻子,已经很显老相了,露出憨厚的笑容,指了一下周望柏,用都昌县的东部方言说:“他当时要是参加了高考就好了。”我猜想周妻可能没有多少文化,但凭这句话,我感觉她对丈夫是理解的,我甚至有点感动。这一句话包含了对丈夫的很多理解、同情、抚慰甚至一种很朴素的爱。我想,每一个人,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可能都会冒出这样一句话:“如果……就好了。”可是一切假设都是不能成立的,冥冥之中似乎是命中注定了一般。
我2004年到蔡岭看过一次曹老师,那次另一个同学、担任宝山小学校长的谢天宝招待了我。那时他快要退下来了。那一次就找过周望柏,经过周望柏家时,向周围的人打听过,但当时周不在家,到安徽女儿家去了。周回来后,曾给我打电话表示遗憾和抱歉。这一次人还没到蔡岭,我就在电话中听说,谢天宝同学去年遇车祸身亡了。蹊跷的是,“肇事者”是谢天宝自己的孙子,刚刚买了一部挖土机,在试车的时候,谢天宝站在车后,不小心误撞了。如果肇事者是其他任何人,无论如何也能给他的遗孀留下一笔钱。这就更增强了我看望老老师、老同学的紧迫感。动身之前,我在电话中告诉曹老师,这一次我很想看到周望柏。后来曹老师走了几里路,亲自跑到宝山村,来到周望柏家里,转告我的电话号码,让他先给我打电话。周也很高兴,他在电话中说“我来蔡岭接你”。
我下了高速后,坐三轮车来到蔡岭镇。在曹老师家里,我们三人见面了。按照曹老师的安排,“中午到周望柏家吃饭,下午再找找其他同学,晚上我来做东,在餐馆吃饭”。周马上把正在田里劳动的妻子电话召来,一同去集贸市场买菜。实在没有想到,他们夫妻竟为我们两个客人弄了十几个菜,虽然不及城市的口味,但不咸不辣,已经很不错了。看来,周望伯夫妇是把我的到来当作一件“大事”。这也许是他的平静的稼穑生涯中偶尔泛起的涟漪或者浪花。吃饭中,我真诚地指着餐桌上的某几个菜肴说,这个可以不要,这个可以不要。然后我又问:家里有冰箱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我放了点心。我带了一点小小的礼品,哪能抵销蹭一顿丰盛的宴席所需代价之什一。还有一个歉疚是,正在他们抢收菜籽的农忙季节(要趁晴好天气颗粒归仓),堂而皇之地跑到他家中充饕餮之宾,大有“扰民”之嫌。还好,我及时觉悟,饭后,当周妻主张周与我们一起去找同学“戏戏嘚”(玩一下),周也跟着我们出了门,走了几步,我实在过意不去,说:望柏,你工夫很忙吧?你就不要陪我们了,……周望柏如释重负,没有忸怩,略加解释,就和我们怅然而别。归根结底,是我考虑不周,根本没有想到此时正是农活繁忙的季节,更没有想到张岭蔡岭一带历来重视农业生产,地广人少,劳力紧缺。这不,下午,我们第一站是到原张岭公社附近找胡振华同学,一打听,他竟然在畈里侍弄棉花。然后我们回到蔡岭街上找杨志勇同学,在他家里碰到其儿媳,一问,杨去菜园锄草去了。胡和杨不同,他们都是退休教师,有退休工资,从事农业生产相当于“搞副业”。而周望柏全部收入都在农业,每一份收获都要靠体力的付出。我问周望柏,你有养老保险吗?他说没有。
晚上曹老师安排在金三角酒店用餐,把他的三个儿子都召来作陪。胡振华和杨志勇也来了。周望柏没有来,他要忙到很晚,他打电话向曹老师表示道歉。 我和周望柏不仅是初中同班,高中又同班,这样的概率当时已经非常小,而且我们还有很多纯洁的交往。在初中时,他和我都是办黑板报的人员,我和他都撰写稿件,我还负责美术设计,周还负责文字誊写。他的硬笔书法应当不赖。还有没有别的同学参与,我已经记不清了。那时的黑板报都是学生自主地办。我记得有一次他以我为素材写了一篇稿件,题目大概的《我们学习的好榜样——记陈林森同学》。他记得这件事。这倒不是什么互相“吹捧”,当时应毫无功利之心。他说他是内心感到要向我学习,特别是写作方面。当时我们的成绩都好,表现肯定也不错(我们都是老实人),所以常常是三好学生,当时三好学生有一种待遇,就是期末考试可以“免试”。今天看来,这种“奖励”方式不足为训。1962年期末考试,我和周望柏都是“被免试”的人,别的学生都在考试,我们在外面闲逛。小小的张岭公社,哪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后来到九江一中,我们又能在一个班,自然非常亲近。我们在第一个星期天,曾经结伴,走十几里路,也就是穿越当时九江唯一的商品街——大中路,到火车站看火车。我还记得当班主任老师宣布完我班各种学生干部名单时,周望柏发现并没有我的名字(当时我是一名小组长),他还“打抱不平”,向班主任老师“介绍”我的情况。后来学校居然给了我一个学生会的劳动委员当当,但在我印象中,我从来没有履行过自己的职责,而且根本不懂学生会劳动委员应当如何当。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经济、文教都极为落后,农村小学能升入初中继续受教育的简直是“凤毛麟角”。我举一个例子。我于1961年从三汊港中学转学到张岭中学读初二,因为从家走到学校走小路有四十多里路,我在我所在的村庄(我的外家苏山鹤舍村)——这是一个很大的村庄,那时有80多户人家——想寻觅一个到张岭初中读书的同伴,偌大的村庄,竟然找不到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考上初中(哪怕比我高一年级或低一年级),最后才访到邻村(彭埠桥)只有一个姓徐的同学(比我年龄大两岁,读书低一届)也录取到张岭初中,那简直是“空谷足音”啊!我从三汊港转到张岭,进的是二(2)班。那年初二只有两个班,加起来百来个学生。(1)班与(2)班比,(1)班明显比(2)班强。一是教师队伍强。最好的语文老师於缉熙教(1)班,最好的数学老师袁培彦也教(1)班。二是初中升学,(1)班录取了21人,(2)班只录取了9人。(录取学校包括九江一中、九江二中、九江师范、都昌县中等)我要说的是,周望柏能从农村初中,考到九江一中,应当和鄙人一样,属于“会读书”的人。(那一届九江一中有五个班,市区和各县大概一半对一半,在我看来,个个是尖子,但是三年以后,文革爆发,砸烂高考,一个都不能上大学,这是后话。)在这种背景下,周望柏高中辍学,终生务农,——不读大学倒也罢了,却没有一个机构,一种制度,一次机遇,或者一个有能力而又好心的人,能提供给周望柏一个“补偿”的机会。比如我,高中毕业不能升大学,但后来毕竟有各种补救的办法。当然在那个年代,如果说到埋没人才,那是数也数不清,比周望柏更严重的,多了去了,不少不但才华而且连生命都丧失了,但我觉得周望柏也应当属于比较严重的一个。当农民,也不是不能成才,也不是不能发财,但现在看不出,周望柏属于新型农民,或者从事着现代化农业。他付出的“十年寒窗”,似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第三排第四人:周望柏。第二排第五人:曹越老师。
今天的周望柏,保留了他的样貌的特点——嘴巴有点“扁”,还有脸型比较瘦长。在曹老师翻出来的当年的初中毕业照片上。近半个世纪前的少年周望柏,和今天的老年周望柏,虽然“天翻地覆”,但基本特征还在。周望柏告诉我,他还得了一种病,就是右手不停地颤抖,曹老师说,这就叫“帕金森病”。我只知道当年柬埔寨的首相宾努亲王就是得了这种病,而且电视记录片中可以看出来,也可以联想起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时的特写镜头,但我在生活中却没有观察过这种病,现在在我的同学的身上亲眼目睹了这种病症,这种奇怪的抖动。我见他拈菜时很困难,我说,你用调羹吧。他妻子也关心地说:你用调羹。我问他,这种病影响农业劳动吗?他说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就是影响两件事:一是吃饭捉筷子,二是拿笔写字。我又问,你现在能挑多重的担?他说挑一百斤有点困难了,不比当年了,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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