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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尽人世风雨,仍能率真出语,不是大智,就是大诚。“即使是有些‘陶学专家’,我也不放在眼里。他们只晓得掉书袋,没有抱到西瓜,不过在捡芝麻。考证陶渊明活了63岁还是57岁,哪一篇文章是哪一年写的,这样的问题大多没什么意义。重要的是认识他的价值,读懂他的诗文。”说这话的徐新杰78岁,半个多世纪浸淫在文化的海洋中,一生对两件事情犹感兴趣,一是庐山,一是陶渊明。兴趣源于地理之便和工作性质。 1952年九江师范毕业不久,徐新杰先后转入星子县文化馆,星子县政协工作。星子,是庐山古文化的摇篮。丛林,道观,石刻,桃源,日日在摇篮里晃悠,如何能不沉醉。徐新杰走遍了庐山山南的角角落落,不是兴之所至的闲逛,而是本着一个文化人的自觉,研究,记录。一本《庐山金石考》就是这研究与记录的结晶,很薄,不过分量很沉,是一本系统解读山南摩岩石刻的学术专著。尽管对庐山摩岩石刻的研究小有成果,但徐新杰在本质上是个诗人,他坦承自己最喜欢写诗,而一个陶渊明,就足以使星子成为诗的王国。 2005年九江日报社与星子县委县政府共同举办的陶渊明诞生1640周年座谈会后考察大醉石合影。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徐新杰在这片诗的国度里,一步一步走近陶渊明。《伟大的诗人陶渊明》,《陶渊明‘归隐说’新辩》,《陶渊明的‘众生相’》,《人性的呼唤》。。。一篇篇文字陆续发表,比起所谓的专业学术论文,这些文字都不长,平均也就四五千字一篇,汇集成册,依旧是薄薄的一本——《说陶》。
徐新杰在学术杂志上发表的陶学论文。 那么,徐新杰不把专家放在眼里的“狂妄”从何而来?不认真研读《说陶》,就不会有答案。十多篇文字,各有侧重,放在整体一考量,竟然涵盖了陶学的方方面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说陶》将陶渊明从千古隐逸之宗还原为一个平凡的人,回归到人的本身。他要喝酒,要谈恋爱,但他又执着地追求自由,追求人性的美好。他并非浑身静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他同样会伤己感时,衷情如诉。他也渴望建立功名,只不过那功名不限于浮生的荣华富贵,而是能够获得后世永久的纪念。 陶渊明是那样一个本真的人,他绝不虚伪做作,不做假惺惺的隐士,干脆直接地把自己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那才是真正的隐,隐身于生活。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不断有国内外的研陶学者到星子考察,徐新杰得以有机会和他们交流切磋。慢慢地,徐新杰有了一个想法,要把星子打造成国际性的研陶中心。这个想法得到了石凌鹤,王瑶,胡守仁,袁行霈等诸多名家的赞成。现在,星子已成为大庐山市,如能加大对陶渊明研究的扶持力度,应该是个明智的双赢选择。其实,对于徐新杰个人来说,与陶渊明的接近不能叫研究,而是两颗诗心在千五百年之后的结缘碰撞。因为,徐新杰的研陶观点,得到许多专家的认同,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我是用诗人的眼睛去看陶渊明的,学者研究他是隔靴搔痒,而诗人与诗人,即使隔了几千年,心也是相通的。”他们都是鄱阳湖上那朵潜伏的浪花,底下是浩瀚的生命之水,让他们声息相通,又腾跃出各自不同的光华。
日本早稻田大学访问学者井上一之来星子探访陶迹,共研陶学。
作者:连国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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