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子县经典介绍之陶渊明故里——悠然见南山

落星墩

诗人的故里，位于江西九江星子避暑胜地庐山的南麓。一个只有十余户人家的小村子。这里住户都姓陶，是诗人的后裔。据史书记载，诗人的故居原住玉京山下，第三年，他在诗中所描写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住宅，便被一场大火烧毁了。后来诗人就移居栗里村。这个村子就是栗里。可能也就是他在《移居》诗中所说的"南村"。
　　山环水绕，一千五百多年前使诗人流连忘返的风景依然如故。村前一条清泉，从一座小石桥下缓缓流过。这座小石桥，据说便是诗人当年"带月荷锄归"走过的"清风桥"，亦名"柴桑桥"。桥畔大树下，斜倚着一块青石，上刻"柴桑桥"三字。 顺着清清的流泉，依山势南行至一水池。池间巨石上，刻有"醉仙濯缨之池"字样，人们便叫它"濯缨池"。相传诗人当年在劳动之余，常在此中涤锄洗帽。离池不远处，有一巨石赫然横卧在山旁的溪漳中。这便是当年诗人醉后高卧的地方，人称"醉石"。
   登上这块高约三米的巨石。平滑的石面稍倾如台，可容十人，上刻"归去来馆"四个大字。据《南史》记载："先生弃官归，时往为庐山中，醉辄卧石上，其石至今有耳迹及吐酒痕焉。"这近乎民间传说。我们细观石上，除了长年因风雨剥蚀而留下的斑痕以外，什么"耳迹"、"酒痕"都无可辨识。石上倒可清晰读出明人留下的一首《题醉石》的刻诗：渊明醉此石，石亦醉渊明，千载无人会，山高风月清。石上醉痕在，山高风月清。泉石晋时有，悠悠知我心。
　　陶渊明嗜酒，饮酒是他诗中常常吟咏的一个主题。他曾写有《饮酒》二十首，其中的第五首是最脍炙人口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此诗生动的描写了乡居自然环境的清幽、生活的闲适和心境的旷达。最后两句话，此情此景，想说出其中的真意，却忘记该用怎样的语言来表达了。一种醉后陶然自乐、忘我返真的心绪跃然纸上。由于时代的局限，诗人对于当时邪恶势力的抗争，除写诗明志外，一般只能表现在隐居归田、以酒自醉上。
　　离开陶村时，驱车在环山公路上西行约二十分钟，便来到绵羊山下拜谒陶渊明墓。在山坡的树丛间寻找陶墓颇费了一些周折，后来在守林人的指引下终于来到了诗人眠之地。 墓高踞在一个朝阳的高冈上，四角各植一株枝叶繁茂的古松。墓碑上刻有"晋徵士陶公靖节先生之墓"，碑额上是"清风高节"四个大字。碑左侧是墓志及《五柳先生传》刻文，右侧是《归去来辞》刻文。这两篇文章都是诗人传世的名篇。碑立于清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 我们在墓前伫立良久，我不禁默诵起诗人写于逝世那年（公元427年）的《挽歌诗》来。共三首，其第三首是：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崔荛。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里背靠高耸入云的汉阳峰，面临浩瀚的鄱阳湖，远离市嚣，林静谷幽，正是诗人安息长眠的好地方。
 《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圩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陶渊明生活在战乱频仍的东晋末年，从二十九岁起，曾离家十三年，作过祭酒、参军、县令等小官。
　　四十一岁时，在彭泽令任上，终因不原"为五斗米折腰"而弃官返里，躬耕田园，直至去世。 陶渊明历来被文学史家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杰出的田园诗人"。《归园田居》是他归隐后第二年所写的代表作，共五首，上述的是其中的第一首。
　　字里行间充满着诗人抛弃恶浊的仕宦生活，投身乡里大自然怀抱的那种喜出望外、怡然自得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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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台山  距温泉大约有数百米远，相传为南朝谢灵运的翻经台。谢灵运为南朝刘宋时的著名学者和诗人。他一牛中，写过不少与庐山山水名胜有关的诗文，尤擅于刻画自然景物，开文学史上的山水诗一派。谢灵运同时也是一位佛学典籍的翻译家，曾将北本《涅槃经》翻成南本。南本《涅磐经》多达32卷，为了翻泽这部巨制，他凿池为台，植白莲于池中。后因台废址存，人们就把他翻译经文的地方称为经台山，以志对他翻译经文贡献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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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里陶村  位于温泉疗养院旁，是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的第二故里。陶渊明为晋朝柴桑人，旧居原在城西五里的玉京山(又名上京)，408年，陶渊明家遭回禄之灾，大火吞噬厂他的旧居。两年后，诗人徙往南里之南村，即今栗里陶村。遥想当年“数问老屋槿篱编，诗酒琴樽听雨眠；老盖撑松彰屋角，游丝袅柳护门前。逃荣托故诗难隐，入社辞招酢则仙；农服先畴士旧德，风光犹是义熙年”，如今物去人非，令人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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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桑桥  走近村口，迎面是一座小桥，桥长7．5米，宽1．3米，高5．6米，是即著名的柴桑桥。柴桑桥原名清风桥，是明朝嘉靖中御史李循义给重新取的名。桥墩为花岗石，桥面为青石，桥墩下流水潺潺，桥头旁古樟合抱，好一个“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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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石  位于庐山南麓的虎瓜崖下，距离栗里陶村约1公里，与庐山温泉疗养院隔路相望，离归宗寺与简寂观也不过数里之遥。崖下有一大石横卧涧中，石高七八尺，宽一丈有余，呈不规则四方体。石面平滑，上刻闽中郭波澄的《古风醉石》诗。诗侧有“归去来馆”四个隶体大字，相传为朱熹手迹。这里便是遐迩闻名的醉石。当年，陶渊明因不满政治的黑暗，赋《归去来兮辞》弃官归田，后与刘遗民、慧远等交游，时往来于庐山中，醉则卧于此石上，故名醉石。远远望去，隐然若有人卧于石上。石头中间有一凹处，俗称是陶渊明的枕痕。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宋代学者程思孟、陈舜愈，明代文人卢襄等于此都有题刻。神奇的景致、优美的传说，不知醉倒多少游客。登上醉石，举目四顾，群山滴翠，人们不禁又会陷入深深的沉思，“金床玉几世恒有，眠者一过人知否?不知此石占柴桑，胜立穹碑万丈长”。一个对历史和社会有贡献的人，人们是永远都不会把他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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濯缨池  醉石馆  醉石下有溪流潺潺，溪名醒泉，传说为陶渊明醒酒的地方。逆溪攀缘50步，有溪水激石成池，池为椭圆形，即濯缨池，其右』：石刻有“酢仙濯缨之池”6字。字径2寸许，行书，极为苍劲。据唐朝李延寿所撰《南史》记载：“陶渊明先生弃官来归，篮舆时往来庐山中，醉则卧石上”，“其石至今耳迹及吐酒痕在焉”。晋朝以后，历代都曾建馆其侧，称作归去来馆，民间俗称醉石馆。

    距醉石馆不远，原先还有一个五柳馆，如今俱已不存。

    醉石馆的西面，有一条山道通往庐山垅，可直达东林寺。相传慧远法师结白莲社时．豪门显宦出身的谢灵运要求加入，被慧远婉拒，而他同时又亲自写信邀请陶渊明。陶令听说白莲社戒酒，回信说：“弟子性嗜酒，法师许饮即往焉。”慧远居然破例备酒相迎，这个故事流

传得很远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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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源景区位于星子县西端，与德安、九江两县毗邻，坐落在庐山最高处的汉阳峰西，名康王谷，又俗称庐山垄，为庐山三大峡谷之一。由观口山门、回马石、问津堂、忘路谷、桃花溪、吴官村、康王城、谷帘泉等景点组成。从星子县城出发，沿山南公路，西行近20公里，至德安、星子交界的隘口，往北折数公里即到观口山门。如果早晨从南昌或九江出发至星子山南旅游，则可从昌九高速公路到德安，穿城而过不久便到隘口，往北折数公里到观口山门，这样，桃花源景区便成了星子山南旅游的起始点。然后—路下去，温泉、栗里、醉石、归宗、玉帘、秀峰、玉京等，最后到达星子县城，交通十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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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京山 (亦称上京) 位于县城西2．5公里。从县城出发，沿105国道(又称德星公路，也叫山南公路)，仅20分钟即到。根连庐山，据《山疏》载：“山当大湖滨，一峰苍秀，彭蠡东西数百里，云山烟水浩渺萦带，皆列几席前，奇绝不可名状。”李白《庐山谣》诗：“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指的就是玉京山。“玉京”又称“上京”，朱熹知南康军时曾说：“庐山有渊明古迹曰上原，《渊明集》作京。”朱熹《与崔嘉彦书》又说：“前日出山，在上京坡遇雨。”渊明诗“畴昔家上京”，所指都是玉京山。其南有一小丘，下临鄱阳湖，形状如磨盘，俗称“磨岭”或”磨鹰岭”。其山顶有磨形巨石，石上凹陷处颇像人形，传说为陶渊明饮酒醉卧之处，俗称为“大醉石”。古层冰《隅楼丛书陶谱考》载：“醉石，名胜志云，南康城西五里有玉京山，亦名上京，有渊明故居。”《庐山志》主编吴宗慈说：“余访玉京山，……曰湖边醉石，……其石高及丈，广约方丈三尺。上有凹处，恰卧一人。凹处之北略高，可以枕首其旁。又有小坎，可置茶具及书。卧之，正望黄岩、马尾二瀑。与古氏所述、土人相传语合，窃意此为醉石。”据陶学家们考证，陶渊明早期就居住玉京山麓的磨岭村附近。

    县区风俗民情  周敦颐、朱熹是我国宋以来最为著名最有影响的两位大儒，又都先后在南康府任知军，同时，星子县又是陶渊明的故居，他们的文章、思想、道德与风范，在星子县无不产生深远影响。在市中心有条很长的街，名“仿古街”，街口立有牌坊，四柱三门，其横额有“真儒过化”四字，生动再现了大儒们千百年来对星子一境风俗民情的潜移默化。在这里，没有其他城市常出现的浮躁，有的则是纯朴与真诚。作为旅游观光者，你若咨询打听某事，或有困难求助，无论男女老少，也无论有文化或没有文化，都会给予热情指点与帮助。正如星子县志所载：“酒唯家酿，冠裳无华饰，闾里无笙歌，犹留往古敦厚朴俭之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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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星石：  又名”落星墩”，亦称“德星山”,在陶渊明诗中称其为曾城。位于星子县城南二里湖中。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落星石，周蛔百余步，高五丈，上生竹木。传曰有星坠此以名焉。”星子由此得名，落星石也即成了星子县一个重要的标志与象征。吴杨溥大和三年(931年)，封落星石为“宝石山”。唐末乾宁年问(894—898年)，敕建禅寺于上，赐额为“福星龙安院”，又名“法安院”，俗称“落星寺”。上有清晖阁、玉京轩等，龙图阁学士吴仲庶，尤其酷爱西轩，更名“岚漪”，并书二字刻石。黄庭坚诗“龙图老翁来赋诗”，即指此事。明天顺年间重建。万历年间，参议于世懋复建浮玉楼。连州廖叶改落星石为“德星山”，寺院随之改称“德星寺”。落星石虽为弹丸之地，周围仅“百余步”，但它的名气却十分深远，一个最为突出的现象，就是它凝聚了一个庞大的文人学士群，历朝历代，络绎不绝：南唐释齐已；宋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程公辟、蒋颖叔、朱熹、陆九渊；元揭俣斯；明刘杼德、罗洪先；清张维屏、翁方纲等等，都印痕下无数动人诗篇。这里，仅举王安石七律《落星寺在南康军中》，以壮其观：“穿云台殿起崔嵬，万里长江一酒杯。坐见山川吞日月，杏无车马送尘埃。雁飞云路声低过，客近天门梦易回。胜概惟诗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闲来。”使落星石承载了厚重的文化氛围。今天，它依然屹立在浩瀚的鄱阳湖之中，其上，有牌坊、禅院、石塔等建筑及与之配套的各项服务设施，成为星子县鄱阳湖景区现代旅游一个不可或缺的中心景点，由紫阳堤泛舟，抵落星石，碧波万顷，水天一色，庐山隐隐，“大姑”凹眸，游人至此，面对这一奇景，定会感慨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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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在晚年创作的《桃花源诗并记》，以巨大的思想、艺术魅力吸引和影响着古今炎黄子孙，并广为海外学子迷恋、向往。千百年来“桃花源”或云“世外桃源”，已成为世人追慕的理想社会和美好境界的代名词。于是；全国各地以“桃源”自喻自名之具体所在，也就有了十四、五处之多。湖南湘西常德在晋代便有桃源观，宋乾德元年(963)置桃源县；四川酉阳县称大酉洞为桃源洞；福建龙溪有桃源墟，武夷山有桃源洞；江苏泗阳有桃源驿；安徽也有桃花源；浙江天台亦有桃源洞；山东曹县有桃源集，还有云南、贵州乃至东北也有以桃源命名之所在。真可谓“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辩仙源何处寻“．
1995年，香港《大公报》刊登题为《众里寻她千百度，桃源究竟在何处》一文指出：“中国大陆有‘桃花源’十二处，惜皆查无根据．”此话不假．这位作者所到达、或所了解的十几处桃花源或以“桃源”自名之地确实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也就没有根据了。这位作者大概没有到过陶渊明家乡江西九江星子县庐山南麓康王谷这个桃花源，如能来这里作一番考察和了解，一定不会有“皆查无根据”之叹惜。
     人世间究竟有没有真正的“世外桃源”?严格地讲，应该是没有的。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是文学作品，“桃花源”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文字典型。然而，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又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列宁说：“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存在的。”根据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理论作分析，陶渊明创作的桃花源这个文学典型，不是他凭空杜撰出来的，也不是神灵的赐予或某种超然物外的“绝对理念”的表现，同样是客观现实在他的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也就是说，桃花源应当是有其原型或模特儿的。那么，桃花源的原型究竟何在呢?这就需要作一番考证和分析。
首先，分析桃花源是一个怎样的文学典型。
     第一，桃花源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社会。这个社会“无纪时历”、“靡王税”。内中人“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怡然有馀乐，于何劳智慧”。可想这里在社会制度与性质上，是与阶级社会“异源”的无阶级社会。“无纪时历”则无皇帝的年号，因此也就没有君主。马克思说：“捐税体现着表现在经济上的国家存在”。“靡王税”也就意味着没有国家，没有政府之设，没有官民之分，没有门阀豪寒之别，人人一律平等。略早于陶渊明的阮籍说过：“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鲍敬言亦云：“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桃花源里没有君主，没有国家机构，因此也就不存在“虐兴”、“贼生”和“百姓困”、“下民贫”；不存在你争我夺的战争给人们带来灾难；在政治上不存在以强凌弱的压迫；在经济上不存在苛捐杂税的剥削；在思想形态上不存在猾黠巧诈的“智慧”与尔虞我诈；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上和睦相处，个个平等，相互激励而“肆农耕”，人人劳动而“怡然有余乐”．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社会。
第二，桃花源有着十分优美的环境。一曲小溪从山中流出，两岸桃花盛开，落英缤纷；穿过极窄处，其内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里园田幽美，“桑竹垂馀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收靡王税”，“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没有战争的硝烟，没有车马的喧嚣，没有官吏的欺榨；大家平等相处，男耕女织，自食其力，人情淳厚，风韵古朴，老少欢乐。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环境。  
其次，分析桃花源这个文学典型在当时是否有其客观原型。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这个十分美好的文学典型，确实令人神往。在陶渊明生活的那个年代，究竟有没有那种理想社会和优美环境的客观现实，或说“原型”呢?应该说，那种非常理想的社会，是绝对没有其原型的；而那种优美的自然环境却是有其原型的。
没有理想社会的“原型”，陶渊明何以能够想出那种十分理想的社会典型，对此，怎么来理解列宁关于“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的论断，这就需要辩证地认识这一问题。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是对自然和社会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这种反映不是原原本本的临摹和摄像，而是要经过作者的主观加工，即所谓写现实而高于现实。在陶渊明生活的那个年代，像他在《桃花源诗并记》中所描绘的那种理想社会的现实原型自然是不会有的。而当时的社会现实恰恰是同他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完全相反，是一种连年混战，动乱不安，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豪门世族横征暴敛，苛捐赋税如狼似虎，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的腐朽罪恶的社会现实。在这种社会中，玄学盛行，“真风告逝，大伪斯兴”。自东汉末年至陶渊明时期，先后经历了黄巾起义，袁晋官渡之战，魏、蜀、吴赤壁之战，吴蜀夷陵之战，东晋前秦淝水之战等大型战争；又有统治阶级内部的“八王之乱”和中源地区出现的“五胡乱华”及“永嘉之乱”，并有晋宋易代的残杀和争夺。长年的战争和动乱，给当时的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充军服徭，背井离乡，赋税吃人，饥馑催命，避乱迁徙，田园荒芜。老百姓或战死于沙场，或饿死于逃亡，出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惨状。这便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在这种罪恶的社会现实中，人们诅咒战乱，诅咒君权吏虐，诅咒苛捐徭役，谒望能有一方安居乐业的净土，这便是陶渊明创作《桃花源诗并记》的主观愿望，或云桃花源这个文学典型所反映的现实和客观要求。这也就是说，理想社会的现实原型没有，而同这种理想社会相对立的社会现实确是客观存在的，人们追求理想社会的渴望和客观要求却是存在的。
就桃花源这个文学典型优美的自然环境而言，是有其创作原型和模特儿的。那么，这个原型究竟在哪里呢?历来有过不少说法。以上已述，全国有十几处以“桃源”自名之地，并皆自鸣本处乃陶渊明创作《桃花源诗并记》之“原型”。其实正如香港《大公报》载文所言“惜皆查无根据”。在这些自名“桃源”之处，由于湖南常德桃源县的桃花源宣传较早，影响也相对较大，似乎有些“根据”。其实，要说它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原型”，不可足信。
何处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原型，宜当综合考证、分析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桃花源原型所在地必须是作者熟悉、了解之地。陶渊明的好友颜延之在《靖节徵士诛》中云：“有晋徵士浔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距陶渊明生活年代很近的南梁昭明太子肖统在《陶渊明传》中云：“陶渊明，浔阳柴桑人也”。东晋时期的浔阳即现在的九江市；现在的星子县在东晋时属柴桑县。陶渊明在《还旧居》诗中写到“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庐山志》、《南康府志》、《星子县志》均载“上京山，亦名玉京山，在县西七里，根连庐山”。上京山下，有陶村并陶渊明故居和他在诗中吟咏的“斜川”、“东皋”、“西畴”、“曾城”等地，这里西距康王谷桃花源二十里。晋义熙四年(公元408年)六月，渊明上京家遭火灾，移居栗里南村，这里亦有渊明故居和柴桑桥、醉石及五柳馆、归去来馆，西距康王谷仅五里。陶渊明去东林寺与慧远和尚交往必经康王谷。因此，他对康王谷中的地理环境，风情史传十分熟悉和了解。而这里的地理环境和风情史传又同《桃花源诗并记》的意境完全一致，故言康王谷乃桃花源之创作原型应在情理之中。
关于陶渊明是否曾经到过湘西常德一带，至今未有任何史料可以确凿地证明。在陶渊明本人诗文中，未曾言明他到过湘西；从与陶渊明同时代文人所留下的文献资料中，亦找
不到渊明到过湘西的记载。目前唯一能找到的史料记载只有清末桃源县令余良栋说渊明“旧居江右，隐屋沅南”，这是他在一千余年以后的臆断，无任何史料依据。其次便是《桃花源志》总编纂曾昭寅先生说“渊明晚年确曾在此(指常德桃花源)隐居”，而他却是根据颜延之言渊明“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循迹深栖，于是乎远”的记载主观推断而得出的。颜延之说渊明“循迹深栖，于是乎远”，并未说明陶渊明隐居湘西。且大量的史料证明渊明在彭泽辞官司归田后，一直居住在柴桑上京故居和南村栗里故居，直至逝世，安葬在距栗里故居不远的康王谷侧面阳山，至今尚有其墓。陶渊明有五个儿子，从其《责子》诗中可知，五子无一个可成才。晚年家境已到了“断炊”、《乞食》的地步，他绝不可能丢下家小从柴桑跋涉到千里之外的湘西去隐居，而死后又回葬柴桑。
湖南常德在南粱时便有桃源观、桃川官、桃源山，可能是事实．尤其是那里的桃源观在唐宋时很出名，因此，在宋乾德元年(公元963年)缘观名而置桃源县。自隋至宋初，常德名朗州，刘禹锡曾贬为朗州司马，他及唐宋并元明清有多位诗人在朗州，写了不少诗词，其中有一些是吟咏桃源观、桃源山的，也确实有些诗人将这里附会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这也是事实。但这些诗词并未说明陶渊明曾经到过湘西的桃花源，因此，难以证明湘西的桃花源便是《桃花源诗并记》的原型。其实，唐宋以来有不少文人吟咏过“桃花源”，有的确是在常德桃花源所写；有的是在陶渊明家乡康王谷桃花源所写；有的是在其他自鸣“桃源”之处所写；而大量的还是在读了《桃花源诗并记》，或观赏了后人所作桃花源写意画图之后有感而发所写下的。既然陶渊明曾未来到过湘西桃花源，如果要说这里的桃花源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原型，那就很难说得过去了，按照列宁所论“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    ’
第二，桃花源原型所在地必定有桃花。这一点，相信所有以“桃源”自鸣之处，均皆有之。由于原来没有现在可以栽种，且桃树生命期短，难成古木，故难考渊明时代是否有之。只有两处可断定渊明时代肯定有之。其一是常德桃花源。据史料栽“桃源观，晋人建。道观建之于桃源山，故名桃源观。”那时既以桃源而名，必定有桃树、桃花。其二是星子庐山南麓康王谷桃花源。且不言这里新栽的桃树成片、成带。这康王谷中有一种独特的自然现象，谷中两侧山峦上，历来无人工种植，却漫山遍野都是野生桃树，每年三、四月间，野桃花盛开，如火如霞，落英似雪，纷纷飘入桃花溪，成为这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问世居谷中人，皆答日：这是恩桃花。再问其故，均言祖先避战乱，躲进这无人烟的深山老林，开初就靠这里的野桃等山果充饥才生存下来，因感其恩，历来就叫“恩桃树”；为报其恩，先人们在谷中建有恩桃庵，供奉王母娘娘和桃花圣母神像，春秋祭祀。这一自然现象和古老的习俗及传说，与桃花源之名因及《桃花源·诗并记》中“避秦乱”之说是非常相吻合的。
第三，桃花源原型所在地应有渔舟可达源口之山溪。这一点只有星子康王谷桃花源最相符合。星子县地处庐山之阳，鄱阳湖之阴。自鄱阳湖西北沿博阳河北溯，可达庐江(即庐山河)，再沿庐江向东北上溯至庐山垅口(即桃花源口)，便是桃花溪，渔舟可至山前，与《桃花源记》所述相仿。常德桃花源，自渔舟可达的沅江距桃源洞口有数里之遥，渔舟无法可达洞口。此现实同《桃花源记》所述不相符合。
第四，桃花源原型所在地应当是入口处极窄，其内豁然开朗，别有洞天，与《桃花源记》中所记相符。就这一方面而论，凡到过九江星子县和常德桃源县两处桃花源者，自然会感受到：常德桃源县的桃花源无法同九江星子的桃花源相比。星子康王谷桃花源沿庐江(即桃花溪)从两山相交的极窄处进入，其内豁然开朗，桃花溪两侧均为海拔六百米至一千米以上的秀丽峰岚，谷深十五公里，环境十分优美。在山外根本不知其内别有这样一方隐蔽之地。谷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与《桃花源记》所描述的境况，可谓没有两样。使人深感此地乃古人避战乱之难得之处。常德桃源县的桃花源，是在海拔两、三百米高的丘陵洼沟中，用水泥做一洞，钻洞而入，有几方水田，用土坝挡了几处小水库和小水塘，除为旅游新建的设施之外，似乎没有古村落的迹象。其内没有别有洞天和可避战乱的幽深隐蔽之感。
第五，桃花源原型所在地，当有淳厚的民风，古朴的俗韵和避战乱的史传。就此而言，也只有星子康王谷桃花源同《桃花源记》之记述相符。首先康王谷这个名字的来历同《桃花源记》的记述是相吻合的。《庐山志》、《南康府志》、《星子县志》等志书均载：因楚国王室后裔避秦乱逃循于此，自袭为康王，在此筑城建宫，作为兴楚灭秦之基地。故得名康王谷。谷中有康王宫和康王城(即楚城)遗址。自古以来，谷中山民在康王宫中塑康王菩萨像祭拜，因道佛两教都主持过康王宫，故亦名康王观、康王庙，毁于“文革”。谷中最古老的村落姓康叫楚人村，亦名半山康村，至今二千余年来恪守一条祖规，姓康的不能同姓熊的结婚。问其故，他们回答说：我们的祖宗本姓熊(因楚王室姓熊)，因纪念避秦乱迁居此地的始祖康王而更姓为康，康熊乃一脉相传，故不能通婚。这些史料记载和传说同《桃花源记》中“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如出一辙。唐宋以来，陆羽、温庭筠、张又新。王禹偁，陈舜俞、王安石、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朱熹等名家写了大量康王谷的诗文。证明此谷自古就名康王谷。康王谷中的居民出谷不易，到谷外最近的小镇购物须来回行走三、四十里路，因此，同外界的交往相对较少。谷中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遗俗甚浓。山民们淳朴好客，处处可感古俗古韵。
常德桃源县的桃花源中，由于没有世居其内的居民，因此难感其有古朴的民风俗韵。尤使人深感不对味的是进源为秦城，其内并有无世居居民的秦人村。按渊明《桃花源记》之原意，避秦乱进入桃花源的是楚国人，其内只能有楚人村和楚城。楚国人有一句爱国名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躲进桃花源的楚国人不仅不承认自己为秦国的亡国奴，并且有志向，哪怕只留下三户人家也要灭秦．因此，以秦城，秦人村而名，实乃附会“桃花源”之败笔。
第六，对“武陵人”的辨析。常德桃源县言渊明笔下桃花源之原型在常德，其主要依据是因渊明在《记》中是说“武陵人捕鱼为业”发现了桃花源。因常德以西一带在东汉至隋初属武陵郡。其实，渊明在此只说是“武陵人”，并没有说明是在武陵发生之事。其理由有二。其一，渊明是说“武陵人捕鱼为业”，不等于渔人在武陵捕鱼为业。武陵人在何处捕鱼为业发现了桃花源，文中并来说明，只能根据文中所记述的环境特征来进行分析。正如当今不少在外省或侨归海外的湖南人的后代说自己祖籍是湖南或说“我是湖南人”，并不等于他们都在湖南就业做事。其二，陶渊明生在柴桑，殁在柴桑，为什么在文中要用个“武陵人”，析其原因有两点：第一，因陶渊明的家族是从他曾祖父陶侃开始发迹的，从他的《命子》诗中可知渊明最崇敬其曾祖父。陶侃曾为长沙郡公。可以说渊明家族最显赫时期在湖南，因此他以他的祖籍在湖南或湖南武陵。陶渊明在青年时抱着“大济苍生之志”出仕，可是当时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使他的抱负和理想完全破灭，深感“误入尘网”，便毅然归田。归田之
初，在上京，栗里故里饮酒、采菊、赋诗、抚琴，参加劳动，稍感轻松。毕竟归田后还是置身于污浊的现实社会之中，免不了身经来自多方面的冲击和压抑。行将晚年，不仅无酒可饮，连充饥之米都难得。特别是在柴桑接触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了解他们的疾苦之后，对当时的社会深怀愤懑，于是他要用笔来批判极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追求、呼吁理想的社会。《桃花源记》就是在这种背景和心境之下要写的。那么合理的现实，理想的社会又到哪里去找呢?渊明非常熟悉的康王谷自然会给他以启示。由于那里山外看不见，其内幽深邃密，战火难及，进出艰难，官吏少入，又有田园自给，相对比山外要安定得多。于是想象而升华，将其设想成理想之处。要表示愤懑和批判及追求，构想理想社会的人本来就是他自己，可在当时那种险恶的环境下，他当然不便用自己的真名，而想到自己是长沙郡公之后裔，于是用一个
  “武陵人”，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可见其匠心巧妙。第二，陶渊明是柴桑人，他不可能写柴桑人捕鱼为业在自己的家乡柴桑发现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若写柴桑人会引起人家有失
信之感。于是想到自己的祖籍，用一个“武陵人”，让人去想象此人是谁，在哪里发现一个那么隐蔽之佳境?亦真亦幻，给人以寻味。这是他的创作艺术独到之处。
综上所述，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这个文学典型，它所反映的社会形态是作者对晋宋易代时期社会现实的否定和批判，对美好的理想社会的构想和渴望；它所反映的自然形态的原形是陶渊明自己家乡的康王谷，由于是个文学典型，当然，也不排除有其它作者所到过之处的迹象，而他笔下桃花源的全部自然景象及史传却只有在康王谷中可以得到全面的印证。